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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到了这个时点，我的内在世界有个东西开始打开。壳裂开，浓稠的白色液体开始漏出来，尽管我还没迈出激烈的不可逆转的一步，把易脆的两半分开，把蛋打进平底锅里。这是我在仁波切的书里读到的段落，修女愤怒、自负的抗拒提醒我想起太多的自己。之后，还有那种仿佛踏入记忆中在墨西哥度蜜月的感觉，达半小时之久。“这里没有人逃避任何事。”我们登机回家时，吉妮说。尽管此话并不完全准确，我却一直记得它。

然后，就在我们并入州际公路，转上伊利诺伊伊州方向时，我瞄到路边有三个白色的十字架，摆了花，还有我看不清的铭文。这自然让我想起父母，想起自他们死后我一直以来的感觉，那种让人迷惑的空虚，大地从我们安全、丰富的生活中哧熘而去的感觉。就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觉得我的头脑里有东西改变了，是一种生理上的感知，尽管很小，就好像四道薄墙被往外移动了几英寸，或者其中一道墙开了一扇门，一小道光乘势而入，仅此而已。

我们沿着北印第安纳州的平原一路行驶时，仁波切沉入他的宁静遐想中，在那段连绵的时间里，他不说话，似乎一动不动，几乎都没有呼吸。为了减轻风景的单调感——可能也是因为临时的犹豫，不愿去磕开蛋壳——我打开AM电台。仁波切不会介意，这我知道，我们谈过这个了。AM电台触及不到他去的地方。

敲下搜索键还不到一分钟，我就碰上了一档宗教脱口秀节目，那种自记事以来，我一直在零碎的时间里收听的东西。这居然是一个芝加哥电台的一档天主教节目。在我的经验里，这不同寻常。主持人的名字不知是科琳、艾琳，还是依琳，她的话题是暴食。我不是为了叙述方便瞎编的。我的肚子饱饱的，她的话题却是暴食。我听到她说的头几个字是：“记住，暴食是把罪恶带到世上的罪恶。”

我考虑了那句话，或许自作多情了。我假设她是在讲亚当、夏娃和苹果，我开始反驳。我有时就会这样。“我认为他们的罪是骄傲罪，”我说得太大声了，“他们被踢出去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懂得太多！”仁波切被扰动了，从内在苜蓿田的沉思中回过神来，投来一个好奇的表情。艾琳、科琳还是依琳继续谈了很久的暴食，我感觉自己又开始饿了，然后她接了一个电话，话题转向另外几宗大罪的其中一条。

打电话的是个母亲，忧心忡忡，因为学校告诉她12岁的儿子，说幻想没有错。尽管那个煽动性的术语没有被明确提到，但明显是性幻想。艾琳告诉她，她要做的就是在上性教育课的那天把孩子领回家，并且找校长谈话。

“当然啦，”我对仁波切说，“小孩才12岁，荷尔蒙大爆发。让他离开学校。当然有用啦。什么都能解决！”

仁波切没说话。

“让他妈妈在性教育课的那天把他关在家里，这样所有其他小孩就能在剩下的学期里不让他好过。他会变成一个……一个……一个暴食的人，我的老天爷，妈妈呀。放这个孩子一马吧，依琳！”

但科琳那边没有放人一马这回事。她开始唠叨学校太坏了，让小孩认为“自私”和“对他们的身体做自私的事情”是可以的，而性应该是“一种为了让丈夫或妻子欢愉的无私行为”。

那个时候，我已经用双手攥紧方向盘，心想我们在聊的是谁，美国土壤上哪个12、14还是18岁大的男孩，抑或女孩——被色情图片全方位轰炸——会以为性只是在接下来的10或15年里，给予妻子或丈夫愉悦的东西？为什么总是那些性欲已早不复往日的中年人和老人在坚决要求年轻人持戒？随着年岁变老，他们自己的愧疚和遗憾与日俱增。又是为什么，喊得最大声、最公开的宗教典型总是迟早都要绕着性打转：讨论“污秽的人和皮条客”，还有避孕的弊害，唠唠叨叨地叫人禁欲，然后当电信部长被抓包和男妓女妓在一起，牧师追求小男孩，妊娠率破表时，每个人又表现得那么惊恐。当然，孩子们太早发生性行为——我们跟自家孩子详细讨论过这个。没错，做爱的行为应该有附属意义——它毕竟是生命之源——应该不只是某种轻率的、相互之间的性欲的释放。但性是自然而美妙的，是生活的基本部分，我憎恨它被叠加上愧疚感和恐惧，不愿想到我的孩子无缘无故地要带着“性在上帝的眼中是污秽的”这种想法长大。

迪金森有很多天主教徒，高三的时候，我和一个天主教徒的女孩约会过。她其实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我带着一种高度紧张的生动感记得，她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她在叔叔家屋后的田野里，如何小心翼翼地绕开天主教对罪的定义，以某种方法成功地把我们二人悬停在一个只能想到性的状态里，一连数日。她的母亲告诉她，仅仅因为我是新教徒，我死后会葬身地狱之火，如果她嫁给我，也会有如此遭遇，直到永远。我记得有一次陪她熘进迪金森市中心的圣帕特里克教堂参加弥撒，多美好啊——彩绘玻璃的圣徒和镀金的圣坛——仪式似乎又是多么可怕、古老和神乎其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