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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古怪的一对儿——我穿着运动衫和斜纹裤，仁波切穿着袍子——穿过汽车旅馆的停车场，沿着交流道往下走了几百码，来到我在路上见过的一家餐厅，名叫船坞。白天的温热已经消散了几分。我们能感觉到苏必利尔湖在我们右肩远处、水湾北边的冷气团，但看不到。走近船坞，我们看到有一艘老货船绑在那里，似乎是个博物馆，在它的阴影里，是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挤满了爸爸妈妈孩子和外出到渐冷的湖光水汽中约会的小情侣们，他们挥着杆，写着记分卡，高兴地大喊大叫。

“马戏团啊。”仁波切说。

“不是，是高尔夫。迷你高尔夫。主要是给孩子玩的。”

“我看到大人也在玩。”

“是啊，有一些大人，但主要是给孩子玩的。如果你想玩的话，我们可以吃完晚饭试试。”

“现在就试。”他说。

我非常饿。肩酸腿痛。“现在真的很挤啊，”我说，“你看看等候第一个球洞的队伍。”

“我们应该现在就试，”他说，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凝视着我的眼睛，就好像在刺探在那里发牢骚的小人，200英里路上那个小人一直在幻想他的牛排和芦笋，必须现在就吃！“你怎么说？”

“饭后更好。但如果你想现在玩，那好吧，我们就试一把。”

“一把。”他大大地微笑着说。即便饥饿的声音在内心叫喊控诉，在责骂我，教训我，嘲笑我，对仁波切的游戏不满，即便如此，不喜欢这个人还是不可能。

我们刚付完一点费用（仁波切请客），加入等候开球的队伍，就发现我们紧挨着一对身着休闲夏装的中年夫妇。

“啊哈，我们有可能跟僧人一起玩四人对抗赛了，”我们站到他们后面时，男人对他的妻子评论道。“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吗？介意吗？”

“很乐意，”我说，“我是奥托·林林，这是我的朋友，沃利亚仁波切。”

“啊，林林，”男人开起玩笑，“和沃利亚扔波鞋，你们好吗？这是我的另一半，伊芙琳，我是马修·弗里敦。我们和其他无产阶级一样被困在这条队伍里了，很高兴有你们做伴。僧人吧，你们是？藏传佛教吗？”

“仁波切是僧人。我只是开车带他到处走。”

“他在山上的大学里做演讲了，是吧？”马修问。

“据我所知没有。”

马修和妻子转身去看队伍的移动情况。我们离第一个球洞还有两三组的距离。他们慢吞吞地往前挪了将近一码，转过身来。

“我们俩都是教授，”伊芙琳说，“英语，”她指向自己，“和哲学。”指向马修。

仁波切一边微笑，一边对他们点头，这是他的习惯。介绍中断时，他说：“家具（furniture）高尔夫是美国乐子吗？”

“请再说一遍？”

“迷你（miniature），”我说，“迷你高尔夫，不是家具高尔夫。”

“非常有意思，”伊芙琳说，“马修有点太较真了——你看，他把自己两百美金的球杆都带来了——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个乐子。”

“哎，婚姻啊，”马修反驳她，一边用手搂住妻子的肩膀，讽刺地捏了她一下。他弯下腰去吻她的头顶。“你加入的是什么宗教啊，先生，能问吗？佛教，是吧？伟大的乔达摩的哲学？活很多世把我们带到幸福的虚无，对吧？”

仁波切抬头对他微笑，小小的微笑，好奇的微笑。“差不多，”他说，“差不多对。我是个仁波切。我坐。有时我讲话。你的工作是什么？”

“呃，伊芙琳刚告诉过你，所以这一定是个禅学的问题。如果在大学里工作，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绊了一跤，事实上没有人听到你跌倒，那你有没有发出声音？”

伊芙琳听到这话时笑了一下，紧张的傻笑。但这个笑话让我稍有不爽，就仿佛马修不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防守的姿态，然后试图用聪明的幽默来掩饰他的防守。我闻到学术战场上的一丝火药味。几年前，作为一个直接了解出版界的人，我被邀请去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课，就一门课，一个学期，作为助教。我在那里交了几个朋友，也相当喜欢那些学生。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像这个穿夏威夷衬衫、露齿微笑的不自在的家伙一样。在教员休息室里喝咖啡时，你亲切地用一句无伤大雅的“今天不错啊”问候他们。这就好像你刚发了一个高球过网。他们不把球拍回来，而是大力地扣球或者转球，把球割破，说一些类似“好吧，不错，我不知道咯，不是不错，准确地说，说还行更好，或者一般般，马马虎虎。不好不坏其实更加精确，你不那么认为吗？”都是不怎么样的笑话，但笑话里有钉子和大头针，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