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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和我来场比赛怎么样？”马修提议。被妻子的问题提点过之后，他尝试调适语气，回到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状态，他成功了一半。“来场决斗吧。我们会像《夜色温柔》里的巴班和麦吉斯科，或者《父与子》里的巴扎罗夫和帕威尔叔叔。我引用的书目合乎规矩吗，伊芙琳？”

“他不会理解那些出处的，甜心。”

马修似乎没听到。他把间距稍宽的蓝眼睛聚焦在仁波切的脸上。“你怎么说，先生？一场决斗。西方理性主义对阵东方的神神叨叨，在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超自然场地上决一胜负。赢家可以问输家一则公案，那很公平，不是吗？输家得等到公案的回答让赢家满意为止，才能吃晚饭。”

“我们玩友谊赛就好。”我说。

仁波切的宽脸变得难以琢磨。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给他发个暗号：不要啊！万一你输了……我们必须吃……所以不要啊！“好，”他过了片刻说，“好，可以。”

“啊哈，真棒。去吧，亲爱的，让我们看看是怎么玩的。”

伊芙琳站好位，笨拙地朝亮黄色的球挥杆，把它推向了第一座小丘的半山。它滚回她的脚边。

“宝贝，给我好好打。”

她强作欢颜，再次挥杆击球，这次力气更大，球朝一旁飞去，从板子上弹开，勉强过了第一座丘。“现在该我了，”马修说，“我要让这位大仙有幸见识到我的球直飞进洞。”他弯腰探球，模仿起我有时在周日下午的电视上看过几分钟的真正高尔夫球手。他把球杆握了又握，研究击球路线，再一次重新站位，终于击出了球。球翻过第一座、第二座，稍快地翻过第三座小丘，最后飞过了第四座小丘，离球洞远得很。

我站起来，挥出差不多的一杆。我的绿球落在不超过马修的棕球一英寸的地方。

轮到仁波切了。他把球摆在地毯上，俯身在上方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在保龄球道上的移动姿态。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试图模仿他见到的样子。我担心我们会再次面临对峙，仁波切的球疯狂地飞到右边，砸到在度假的一家人，仁波切去追球，更多道歉，比赛拖了又拖，而马修轻松获胜，大肆吹嘘，连珠炮似的喷出讥讽之词，像个手握榴弹发射器的悲伤小丑。这件事以灾难告终：仁波切没能答出教授的公案，我本人不能吃饭。

仁波切用粉色球来玩，当然，那是他最爱的颜色。他迅速地小挥一杆，球平稳地攀过第一个小丘，又攀过第二个，同时失速，刚好到达第三座丘顶，然后直线下落，正好进洞。我大呼一声。隔壁球洞的一个爸爸一直在观战，他小声地喝彩。连伊芙琳都高举双臂一秒。

“啊，是好球吗？”仁波切询问。

伊芙琳和我努力完成三杆进洞，而马修，他挥动着看似确实昂贵的推杆，把他的球来回击过小丘，随着挫败感的剧增，打得越来越差，他试图一笑而过，仿佛这对他毫无影响，不存在赌注，不涉及自我，无关乎心态。他打了七杆。

从那以后，游戏异常缓慢地拖延下去。我们打完一个洞，等着，打完一个洞，再等，弗里敦夫妇和我们之间形成了可怕的紧张感。仁波切要不就是以前玩过高尔夫球，要不就是在这个游戏上天赋异禀，或者我个人还有个理论，就是他在运用某种瑜伽魔法，因为他连续两次一杆进洞。马修在半场标志时已经落后九杆，还剩四个洞时落后七杆。到那个时候，伊芙琳已经采取一种中立的沉默。马修打出一个一杆进洞，终于，在最后一个洞时，为自己赢得了下次的一场免费局，而仁波切打出了笨拙的四杆。不过，还是斯科沃罗季诺的专业选手赢了赌局。

“那么，”马修说，我们退还借来的推杆时，他正在把他的球杆塞进某种保护筒里，“恭喜圣人啦。现在我该自食苦果了。”

“你是输得起的人，宝贝。”伊芙琳说。

“我准备好宣布正确答案或者开始禁食了。”马修说。

仁波切正在端详那张瘦削的脸，就好像它是一幅画。“你想要提问题？”他问。

“是的，一则公案。”

“但在我的传承里，我们不用公案。”

“那就编个东西出来。你肯定能考验我的。”

仁波切在点头。“是的，”他说，“我能。但如果你答不上来，也可以吃饭。这可能会花上你一点时间。我不想让你不吃饭。不吃饭在我们的传统里很不健康。”他看着我，一只眼睛闪了一下。或许能被当成使了个眼色。“我有个小问题，”他说，同时转身面向马修。“就是，”他把右手从袍子的布面里抽出来，举起，把拇指和中指抵在一起比成一个圆。他比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如果我想比一个圆，而我的手不干，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