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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克拉布皮兹到俾斯麦有近300英里。我猜这段路大概需要5个小时,于是打给俾斯麦的丽笙酒店,要求为我们保留两个房间。

等回到车上,重回200号路时,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还剩一个半小时的白昼时间。我很高兴。根据其他旅程的经验,我知道等我们到达明尼苏达州的最西边,跨越州界到我老家时,景色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想为仁波切指出:你看这里变得多平坦。一百万年前这里是一整个冰川湖。如果我们折道南行,很可能开上500英里——经过南达科他州,然后一路穿过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布何马州的大部——都看不到一座小丘。美国现在大多数的小麦就是在这一带种植的,这儿还是大量玉米和多数肉牛的产地。但在150年前,这些平原黑压压的,肉眼能及之处全是水牛,几百万头成群地吃草。这里的原住民从食物、衣服,到搭圆锥帐篷的皮都靠水牛。他们过去用弓箭杀牛,你能想象吗?他们跟一头飞驰的900公斤的巨兽并驾齐驱,然后用箭射死它。但美国政府想把这片土地划给白人,于是他们付钱叫人来到这里屠杀水牛,因为他们知道,那会让印第安人搬走。有时一个人一天能杀死多达150头水牛,等到1900年前后,水牛已经濒临灭绝,印第安人多半都被驱逐了,像我曾祖父辈那样的人得到了广阔的土地——1000英亩、2000英亩、3000英亩——他们在上面建房、种庄稼。

我为他准备了大平原历史的一整堂课,平和景貌下的血腥、屠杀、艰辛和牺牲,就像灵魂的业力,未曾看见,几近遗忘,但安静地回响在当下的每一分钟。曾经有一场浩劫,有人说。其他人声称那只是历史的不可抗力,是进步的代价,在全球不断上演的同样一个老故事:更先进的科技——来复枪、装甲舰、战斗机、核武器——总是战胜过去的兵器和仪式。

但我们刚离开帕克拉布皮兹没多久,仁波切就把座椅往后放了几英寸,合上眼睛。留我一个人沉浸在思考里,平坦的玉米地、葵花田和豆畦的黑暗渐渐逼近。我有一阵子尝试听脱口秀。一个主持人说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麦加丢一颗核弹。另一个电台有人宣称,我主耶和华很快就会回来把罪人投进永恒之火。另有人说,我们所有的麻烦都能追溯到道德沦丧——毒品和酒精,堕胎,同性恋(他们有多爱讨论同性恋啊,这些人),高中生成双结对,没有得到教堂或长辈的祝福。都是自由主义者的错。都是坚持持有枪支的人的错。都是对别人做过的坏事的正义惩罚。永远都是别人。

随着最后一缕暮光的消散,我们穿过北达科他的边线。当时我已经因为长时间的驾驶而疲劳不堪,之后并入94号州际公路,这是一条几乎没车的快速路,把达科他州整齐地切成两半:北部的一半大些,南部的一半小些。在法戈以西三四十英里处,我停进休息区。仁波切没动。我下车伸展一下,仍能感觉到瑜伽历险的严厉提醒。月亮还没升起,天空和我记忆中的一样,漆黑、广大,满是光点,空气里有新收干草地的甜香。

与仁波切在德国餐厅给我展示的意义曼荼罗相比,电台嘉宾的理念似乎不过是母鸡抬杠时的咯咯声和吐泡泡,是猪仔的呼噜和推搡。我看着星星。世界其实没变。尽管有骄人的科技成就,书、汽车、飞机、电脑、把电视节目转播进干燥保暖的家中的绕圈卫星,我们仍是《圣经》前几章里描述的物种。我们当中有人残杀、偷盗、强暴;有人穷其一生追逐金钱、消遣或者所谓的感官愉悦。家庭,村落,部族,国家,我们仍把自身组编成单位,抱着能逃避、缓和、否认某种终极孤独的希望。然后,恰恰相反,我们又似乎需要被分割成“我们”和“他们”,自由派和保守派,黑人和白人,原住民和移民,男人和女人,信徒和非信徒,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我们仍在大笑。我们仍在一片内心的荒凉中面对死亡。

如果整个秘密架构就是仁波切声称的样子呢:真的存在某种宇宙共同体,超出我们对独立个体的虚假认同呢?真的有种超出想象的爱,藏在亿万形体的分子微粒中,让心脏跳动,让河水流淌,让爱人找到彼此呢?万一守旧的纯新教徒说对了一部分,你可以直接体会到爱的呼吸和脉搏,不需要教堂神父的介入呢?不仅如此,纵观历史,万一真的有人——人形的伟大神灵——被派来指引我们离开这团乱麻、指明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或者让我们与之融合,而非仅有几个亲近的灵魂,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偶尔触到它一下呢?万一地球只是通往某个更加清明、更加甜美的家园的高速公路上一个暴力的驻留地,然后有老师看到了,来助我们一程呢?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无视他们的后果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