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的“以色列”女儿(第6/7页)
“你每次都说我要为了那些小朋友把东西吃光光,你有时候说他们住在非洲。”
“嗯,在非洲某些地方,印度也有很多,还有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地方。好了,来跟杰夫打招呼。”
杰夫领我们进屋,他要我们在客厅稍候,他得先去“讲完一通打去美国的重要电话”。
“所以我不需要为了巴勒斯坦坦小朋友吃更多食物咯?”玛亚坚持继续这个话题,她完全没有动身去厕所的意思。
“应该不用吧。”我烦躁地说道。我边听玛亚说话边观察客厅,看着墙上那些裱框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路撒冷旧城区流浪儿童的黑白照。这些照片仿佛是在响应玛亚对于贫穷的疑惑,一时之间,我的思绪落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儿童身上。那个世界里的街道肮脏狭窄,两旁林立着以废弃物盖成的陋屋,废弃物通常都是由孩子们捡来的;衣衫褴褛的女人在肮脏的市场里收集腐烂、虫蛀的厨余蔬果,孩子们拿着手持式渔网在一座又一座滥捕的池塘间东奔西跑,只为了想捞到几只虾,或是在踩上去嘎嘎响的泥地中抓到一条孤单的鲇鱼,如此一来,他们的母亲才有食材好准备当天唯一一顿热食。在我成长过程中,周遭人们总把穷困视为因果循环。当辛苦挣来的食物靠着许多小手捡来的木柴烹煮完毕,当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这顿等待已久的餐点时,他们甚至会有一丝荣耀感。孩子们胃里半饱,伴着空中飘散的炊烟味露天睡去。在那个世界里,贫穷就在人们的鼻尖眼底,仿佛是命中注定。前世所为永恒影响了今世今生,但这些因果论的信徒几乎没有半句怨言。有些诗句正是以此为题而作。其中一首很快就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著名的孟加拉国诗人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作品:
贫穷,
你成就我的伟大,
你使我与基督平等。
我心想,之所以有人能写下这样的诗句,或许是因为穷困的孟加拉国孩童们没有背负西方世界大量捐赠的垃圾食物的重担。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多数难民营,食物都多到吃不完,这得感谢来自全球各界的捐献。在此地区常听到有人认为这些捐赠食物是维持现况的关键,因为一来它让联合国有事做,二来也让难民得以表述其论点。先有以色列出兵占领,才会产生难民。
杰夫回到客厅,为自己讲了那么久的电话致歉。我把注意力转到女儿身上,自信满满地告诉她,在东耶路撒冷的难民营,她将不会看见眼神空洞、腹部凸起的饥饿孩童。
“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把这些包放到车上吗?”我对她说。她向来乐于助人。
从旧城区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驾车往北开上十五分钟后,我们抵达阿纳塔(Anata)路口,右转之后便发现路面有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驾驶好绕过深坑的洞与零星石头路障,这些路障是前阵子以色列军队一场突击进攻之后残留下来的。从阿纳塔路口开上约五十米就可以通往难民营,那里有一个检查哨。我们被士兵仔细检查,但他们没要求我们出示任何文件3只有往回开往耶路撒冷时,他们才会这么要求。我有些紧张,因为这里不但路面崎岖,而且有好多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车子与车里的乘客看。我开着租来的车,上面有以色列的黄色车牌。玛亚坐在车后座,而杰夫正对我说起一个臭名昭著的规定,那就是若无以色列当局批准,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座山羊棚都不准盖。他经常来难民营探访,我们这回要见几位他的巴勒斯坦和平激进分子同事,还有那名房子被屡次毁坏的男子。这名男子的故事通过杰夫的宣传而受到国际关注,每回他房子被破坏,就会引来许多国外志愿者成群结队到耶路撒冷要协助他重建。我慢慢把车开往难民营入口,车子被一群六岁到十三岁的男孩包围,他们用阿拉伯语喊叫嬉笑。我不打算屈服于刻板的偏见。我不要像西方世界那些对东方心怀恐惧的人那般,来到挤满陌生人的地方,幽闭恐惧症就会发作。我不想在市集里当个格格不入的旁观者,对身旁每个人疑神疑鬼,毕竟我也来自东方,虽然此刻身在殊尔法特难民营,我心却有着其他感受。
“进去之前我可以在营区外的主要道路上给营区拍个照吗?”我问我车里的那位以色列激进左派分子。
“当然。我跟小玛亚一起在这里等你,但动作要快。”杰夫说。
我走到马路边缘,身后尾随着一群男孩。从我所站的位置可以望见底下一片不规则伸展的营区,看来有如在我眼前组装的一幅立体拼图。这里的房子盖得层层叠叠,而狭窄肮脏的巷弄隔开了这座迷宫。这里到处都有孩童。孩童们组成一道墙,挡在我跟杰夫与玛亚所坐的汽车之间。他们伸手摸我的相机,我面带微笑,坚决不让那种外国人才有的不祥预感扰乱我的心神。再说,就算我现在想打消拍照念头走回车上也已经太迟了,因为他们已看见相机,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透过镜头望去,一栋栋建筑跃入焦点,我一度觉得它们看来像是一个个厚纸箱,而孩子们在纸箱上头画了屋顶,至于屋顶的黑色水塔看起来则像是虱子。看见这拥挤的难民营里各个屋顶上竟然散落着为数可观的水塔,我有些诧异。我后来很快就得知巴勒斯坦难民营虽不缺食物,但每年特定月份会水源短缺。此外,偶尔发生暴动、骚乱时,水、煤气以及其他各种便利设施都会被切断。因此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预做准备,在自家屋顶上众多备用水塔里尽可能地多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