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姑娘（第16/27页）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下子就软了，不是提前做了各种预防吗思密达？怎么还是赶上了？这荒郊野外的可如何是好？

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一米五几的小个子采没有废话，把自行车头绑上手电筒，驮着病号去最近的镇子救命。

路灯是不可能有的，月亮照亮的全是荒草，放眼看去哪儿哪儿都一样，迷路会导致耽搁治疗，她载着他，靠着直觉死命地蹬腿。轮胎气不足，这辈子没这么用力过，一个小时后她累得干呕起来，从大腿根泛起来的恶心，好在镇子到了，没耽搁救人。

镇子上却没有找到医生，那天星期天，能救命的人都不知去哪儿浪了，凌晨三点的非洲小镇，除了狗叫没别的动静。她在镇上来回跑，在一户门口有摩托车的人家门前停下来，用力砸门。门一开什么也不慌，先递过去200美元，她那个月所有的补贴。

两个多小时后，她把韩国队员送去了靠近恩多拉的一个小医院，3个人挤一辆摩托车来的，她坐在最后面当挡板，防止病人掉下去，一路上不停地摸索着喂水。

疟疾病人会腹泻，她没有任何嫌弃，也不做任何反应，摩托车也一路都没停。

……很小的时候，她就习惯当一个姐姐了，那时她是个留守儿童，和弟弟相依为命，弟弟哭的时候搂住他，轻轻拍他的背。

在非洲时，她也被喊过姐姐。

那个时期因人手不足，她独自前往部落里开展工作，授课、发放物资都需她独立完成，按惯例，住宿是在当地对接人家里。

四五十年了，太多人来做慈善，惯坏了一些人，导致了一些习以为常，越来越淡薄的感恩。

她倒是不在乎什么感恩，记者的习惯未泯，她对那些现象和心理更感兴趣：

一种观念是认为西方人打着文明的旗号来掠夺资源，这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情，不少西方慈善组织在那里后来变得很有钱，一方面做慈善，一方面通过了解当地情况，开展他们的生意，让当地人搞不懂你们这些已经很有钱了的西方人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挣钱。

另一种观念是，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都是外来者，并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你们认为这是好的但并不适用于我们，所以别拿你们那套来影响我们。

有个当地对接人的心理明显有了此类变化，不愿留她寄宿，把她丢在一个废弃的土房子前，留下一辆自行车，扬长而去。临走时只敷衍说明天来接她去工作，关于怎么吃饭只字不提。

人家没提，她自然也不会说，很多事早就习惯了，若为这种事生气，她早在小学四年级就该气死了。

往好点说是房子，难听点说是个大点的鸡窝，里面没电没水，草倒是很有几棵。

破木门锁不了，看来夜里需要用石头顶住，别说人了，稍微大点的一条野狗就能撞开。

换句话说，不论人或者野兽，有大把的时间来弄死她都没人知道。

就算被野狗啃死，也不能饿着。

她骑车去就近的人家，用随身的巧克力和发带换了一些土豆和玉米粉，几块炭和松脂，以及借了一口锅。

稀树草原落日如轮，赤红却不耀眼，她用几块石头垒起了锅，一边生火一边打量着这个遥远的世界。一切都是红的，手也是红的，锅铲也是红的，炊烟袅袅，也是红红的一抹。

采后来描述过那个美丽的黄昏，她说她蹲在非洲草原上，心里浮现的却是十几年前的老家。十几年前，也是每天这样的夜晚，比这高级不了多少的土灶台，她弯腰烧火，弟弟在身后呆呆地坐着，偶尔会用客家话小声喊饿。

弟弟数手指头，问：阿姐，还有多少天才到星期天，星期天就又可以吃肉了是吧。

阿姐阿姐，你还好吗？

弟弟和她联系过，和小时候一样，两个人的话都不多，淡淡地说点家常，聊聊妈妈不卖菜了，干不动了回老家了，父亲上年纪后收敛了，搞了个工程队当包工头去了……阿姐你不用寄钱回来了，我现在工作了也能挣钱了。

从没互相说过想念，一声阿姐，已是全部。

电话那头，弟弟轻轻说：家里人都不知道你是在干什么……

他小声问：阿姐，你还好吗？

采后来在那个部落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凄惨，或许是她敢住那个闹过鬼的破土屋的缘故，很多居民都蛮服气她。熟了以后部落里的孩子跑来，找她去踢没气的足球，请她主持场面，说她看起来很适合当裁判。

那些小孩起初喊她白人，这倒也不奇怪，非洲许多地区都把黄种人也当作白人，需要解释很久才能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