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6/13页）

奥兰多被这些言论震惊了，但同时却又不禁注意到批评家本人似乎一点都不沮丧。相反，越是贬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就越发地洋洋自得。他说他记得有一个晚上，他和基特·马洛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在弗利特街[23]的考克酒馆喝酒。当时马洛醉得很厉害，精神亢奋；他很容易喝醉，而且喝醉了就会说些傻话。他仿佛现在还能看到马洛对着同伴挥舞酒杯，打着嗝说：“不得了，比尔，”（他在对莎士比亚说），“大浪来了，而你就站在浪尖之上。”格林解释道，他那样说的意思是，他们正处于英国文学的伟大时代的边缘，而莎士比亚将成为一位重要的诗人。幸而他在两天之后的一场醉酒斗殴中丧命，没有活着目睹这个预言的结果。“可怜的傻瓜”，格林说，“他走了，留下那样的话。一个伟大的时代，确实——伊丽莎白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

“所以，我亲爱的勋爵，”他接着说，一边调整了一下坐姿，一边在指间摩挲着酒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个伟大的时代，珍视过去，并且尊敬那些作家——还是有一些这种作家的，即那些效法古人，为了“永裕”而非报酬而写作的作家（奥兰多真希望他的音能发得更标准些）。“永裕”，格林说，“可以鞭策高贵的心灵。我要是有份按季度结算的三百英镑的年金，我就会只为“永裕”而活。我会每天早上躺在床上读西塞罗的东西，我会模仿他的风格，让你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才是我称之为优秀的作品，”格林说，“那才是我所说的‘永裕’，不过，必须要有年金，才有条件这样做。”

此时，奥兰多已经彻底放弃了与诗人讨论自己作品的所有希望，但这已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话题转到了莎士比亚、本·琼森和其他作家们的生活和品格问题上，而格林对这些人都非常熟悉，有成百上千条关于他们的轶闻趣事可以讲。在一生中，奥兰多还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大笑过。以往，他们是他的偶像。而格林告诉他，这些人中一半是酒鬼，全是好色之徒。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妻子吵得不可开交。没有一个没撒过谎、玩过阴谋，或耍过卑劣的伎俩。他们的诗歌，都是在街门口垫着印刷工学徒的脑门，在洗衣账单的背面胡乱写下的。《哈姆雷特》就是这样付梓印刷的，《李尔王》也是；《奥赛罗》也是；怪不得正像格林说的，这些剧本漏洞百出。剩下的时间，他们在酒店和露天啤酒馆里开怀畅饮，说起话来只耍小聪明而不论内涵，而干的那些事，能让朝臣们的寻欢作乐也相形见绌。格林情绪高昂地讲着这一切，使奥兰多听得欣喜若狂。格林的模仿有“起死回生”般的效果，他对书的赞美可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这些书是三百年前写的。

时光就这样流逝了，奥兰多对他的客人既喜爱又蔑视、既钦敬又怜悯，此外还有一种掺杂着恐惧和迷惑的无法定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不停地谈论自己，但他无疑是个聊天的好伙伴，你甚至可以听他讲自己头疼发热这些琐事而不觉厌烦。他幽默风趣而又粗俗无礼，总是肆无忌惮地谈论上帝和女人。他知晓各种古怪手艺，脑子里装满各种知识：他能做三百种不同的沙拉，知道天底下所有酒的调制办法，能演奏六种乐器，他还是第一个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在意大利壁炉上烤奶酪的人。然而，他分不清天竺葵和康乃馨、橡树和桦树、马士提夫犬和小猎狗、小羊和老羊、小麦和大麦；他也不懂得耕地和休耕地的区别，不懂得土地需要轮作；他以为桔子长在地下，萝卜长在树上；他喜欢城市景观，厌恶田园风光——所有这些都令奥兰多惊诧不已，因为他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看不起甚至讨厌格林的仆人们，也走过来听他讲笑话和故事，而且笑声不止。确实，这座房子在格林来之前从没有过这么多欢声笑语——这一切都如奥兰多沉思，他不禁把现在和过去的生活进行比较。他想起过去曾习以为常的那些话题，不是西班牙国王中风，就是母狗交配；他想起自己从前在马厩和更衣室之间耗费掉的时光；他想起那些爵士们是怎样在酒杯边呼呼大睡，咒骂那些叫醒他们的人；他想起他们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些想法在他心中翻滚，一时无法平息；他最终得出结论：他已把一个躁动不安的精灵引入室中，从此再不能安然入眠了。

然而，尼克·格林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一天早上，他枕着最柔软的枕头、盖着最光滑的被子躺在床上；他眺望窗外，视线落到了那片几个世纪以来从没长过蒲公英或野草的草坪上。他想，要找机会逃走，否则就会被活生生闷死在这里。起床，听到鸽子的鸣叫声；穿衣服，听到泉水的流动声。他觉得，除非听到马车轧在弗立特大街石子路上的轰鸣声，不然他就别想再写出一行诗来。他想，长此以往，他会一听到仆人在隔壁厨房添火、在餐桌摆放金盘银盏的声音，就昏睡过去，甚至（想到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一睡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