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3/10页）

酒和茶，小酒店和小饭馆，这是俄国仆人两项固定的嗜好。他为它们偷盗，为它们贫困潦倒，也为了它们忍受迫害和责骂，以至使自己的家庭沦落到无衣无食的境地。从陶醉于戒酒运动的马修神父13的高度来谴责酗酒，是最简便不过的，他们端坐在茶桌后面，看见仆人去小饭店喝茶，便大惑不解，心想在家喝茶岂不价廉物美，何必多此一举。

酒使人沉醉，使人有可能忘却一切，造成虚假的欢乐，亢奋的情绪。一个人愈是不开化，愈是被迫过狭隘和空虚的生活，这种麻醉和刺激对他也愈是必要。仆人注定了永远在前室供使唤，永远贫穷、受奴役和被出卖，叫他怎么不嗜酒呢？也正因为他不能每天喝酒，他才一有机会，便要大喝特喝。早在十五年前，先科夫斯基14已在《读书文库》上指出过这一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所以没有酒徒，便因为那些地方酒很多。英国工人的疯狂纵酒，可以用同样的原因作解释。这些人与饥饿和贫困作着无望的、力量悬殊的搏斗，并被制服了。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总是到处碰壁，无情的打击把他们抛到了社会生活阴暗的底层，毫无目标地终生从事着摧残身心的苦役。当一个人在杠杆、齿轮、弹簧和螺丝钉旁边操劳了六天之后，在星期六晚上，从工业劳动的枷锁下疯狂地冲出来，不满半个小时便喝得酩酊大醉，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何况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胜酒力了。由此看来，那些正人君子不如安心喝自己的爱尔兰或苏格兰威士忌，免开尊口的好，否则，他们那种违反人情的博爱，那种苦口婆心，只能招来可怕的回答。

对于仆人，在小饭馆喝茶有不同的意义。在家中，对他说来，茶不是茶；一切都使他想起他是仆人。在家中，他住的是肮脏的下房，他必须自己煮茶炊，他用的是断了柄的茶杯，而且主人随时可能按铃召唤。在小饭馆里，他自由自在，他便是主人，茶室是为他开设的，灯是为他点的，伙计为他托盘送茶，茶碗闪闪发亮，茶壶熠熠生光，他可以支使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支使，也可以逍遥自在地喝茶，给自己叫一客爱吃的黑咸鱼子酱或大馅饼配茶。

所有这一切与其说违反道德，不如说是童心的流露。印象可以很快控制他们，但不能在他们心中生根，经常占有，或者不如说扰乱他们头脑的，是一些琐碎的事物、微小的心愿和无望的憧憬。对一切奇迹的孩子般的信仰，使这些成年人变得战战兢兢，但也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安慰。我父亲的两三个仆人临终时，我曾经在场，我惊奇地发现，只有在这时才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自己度过的一生是心安理得的，他们良心清白，没有犯过大罪，即使有点过错，那也已随着临终的忏悔，由“神父老爷”了结了。

仆人和孩子相互之间的好感，便建立在这种近似上。孩子讨厌大人的老爷作风，那种高高在上、妄自尊大的态度，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明白，对于大人，他们只是孩子，而对于仆人，他们是人。正因为这样，他们宁可与侍女打纸牌，玩罗托15，却不愿与客人玩。客人是为他们打牌，因而迁就他们，对他们让步，逗他们，想停止便停止。侍女打牌通常是既为自己，也为孩子；这样打牌才有味道。

仆人非常喜欢跟孩子做伴，这完全不是奴性的奉承，这是弱者与普通人的互相依恋。

从前，地主与农奴之间存在过宗法制的、君臣式的爱，正如今天的土耳其一样。现在，俄国已没有忠于主子全家和几代人的所谓义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地主丧失了对自己权力的信念，不再相信在基督的最后审判面前，他能为仆人承担一切罪责，只是运用这权力为自己榨取利益。仆人也不相信自己天生应受人统治，他之忍受欺压并非因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一种考验，不过因为他是弱者；弱肉强食，如此而已。

那种奴隶制度的盲目崇拜者的典型，我年轻时还见过两三个。八十高龄的地主提到他们，总是感慨万端，说他们如何忠心耿耿，不辞辛劳地供主人驱使，却闭口不谈，这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祖祖辈辈，对这种自我牺牲是怎么酬谢的。

参政官的一座庄园里，住着一个名为安度晚年，实则苟延残喘的衰弱老头儿安德烈·斯捷潘诺夫。

他是参政官和我父亲在近卫军任职时的侍从，一个忠厚老实、从不喝酒的人。照我父亲和参政官的话说，他看到两位少爷的眼色，就猜得到他们的心思；我想这是不容易的。后来他去管理莫斯科近郊的庄园。起先，1812年的战争使他与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随后村子烧毁了，成了一片废墟，他独自守在那里，没有一个钱，为了不致饿死，只能出卖一些木柴度日。参政官回到俄国后，着手整顿领地，最后，查出了木柴的事。老头儿受了处分，解除了职务，从此被打入冷宫。家庭负担使他度日如年，寄人篱下。我们有时路过安德烈·斯捷潘诺夫居住的村庄，就在那里逗留一两天。这个风烛残年、已经瘫痪的老头儿总要拄着拐棍，赶来向我父亲请安，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