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4/10页）

他那种忠诚亲切的声调，那副不幸的外表，秃顶两旁那一绺绺微黄的白发，深深打动了我。

有一次他说：“老爷，我听说，三老爷又得到了一枚勋章。可惜我老啦，快见上帝去了，看来天父不会让我再看到三老爷戴上勋章的英姿啦，可我多想在临死前，看一眼他老系上绥带，戴上全部勋章的模样啊！”

我望望老头儿：他那充满稚气的坦率神情，那哈腰曲背的身子，那病得口眼斜的面容，那暗淡无光的眼睛，那微弱的声音，一切都不由得你不相信他的真诚；他不会撒谎，不会奉承拍马，他确实盼望临死前看一眼那位“挂满勋章和绶带”的老爷，而这位老爷却为了几根木柴，十五年来一直不肯宽恕他。这是什么？是神圣还是疯癫？然而，不正是疯癫才能使人达到神圣的境界吗？

这样的偶像崇拜，在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如果现在还有农奴不想得到自由，那么这只是出于懒惰和物质上的考虑。我不否认这更加可耻，然而离终点也更近了。假如他们也希望在老爷们的脖子上看到什么，那就决不会是弗拉基米尔绶带了。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家仆人的一般状况。

参政官和我父亲对仆人的压迫不算特别严重，这就是说，并不对他们滥施体罚。参政官性子急躁，缺少耐性，因此往往显得粗暴，不讲道理。但是他与他们极少接触，也极少过问他们的事，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互不认识的。我父亲便不同了，他的乖戾任性弄得他们叫苦不迭，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不放过，总是喋喋不休地教训他们。对于俄国人，这往往是比打骂更不好受的。

在我家，体罚几乎已经绝迹。只有两三次，参政官和我父亲利用过警察所的恶劣做法16，但这是很不寻常的，以致事后所有的仆人议论了整整几个月；并且这是由重大的过错引起的。

常用的办法是把仆人送去当兵，年轻人都害怕这种惩罚。尽管无家无室，他们还是宁可留下来当奴隶，不愿去做二十年的苦工17。这些可怕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主一声召唤，两名警察便来了，他们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出其不意地捉住了指定的人；村长当即宣布，老爷昨晚已下令将该人送交征兵当局。这人含着眼泪，强作镇静，但妇女们哭哭啼啼，大家便纷纷赠送纪念品，我也拿出了我所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二十戈比的钱币或者一条围巾。

我还记得，一个村长由于花掉了收到的代役金，我父亲下令要剃光他的胡髭。这样的惩罚我一点不懂，但是看了六十岁的老头儿的表现，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放声大哭，趴在地上叩头求饶，除了退还租金以外，他情愿再付一百卢布罚款，只要能免除这种耻辱。

当参政官和我们一起居住的时候，我家共有三十名男仆和大约同样多的女仆。不过已婚妇女并不担负任何工作，她们只管自己的家务；五六个女仆负责打扫屋子和洗衣服，是不准上楼的。此外还有一些男孩和女孩，他们名义上是学习干活，实际上是在培养游手好闲、懒惰、撒谎和喝酒等等恶习。

为了说明当时俄国生活的特点，谈几句仆役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多余的。起先一个人每月领五卢布纸币的伙食费，后来增为六卢布。妇女少一个卢布，十岁以上的孩子领一半。他们自己合办伙食，没有诉说过不足，由此可见当时的食物十分便宜。最高的工资是一年一百纸卢布，另一些人能拿到一半，也有些人只有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小厮没有工钱。除了工资，仆人还能领到衣服、外套、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和帆布褥子。不拿工资的孩子能领到一些钱，以便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整洁，这是指洗澡和斋戒的费用。把一切计算在内，一个仆人一年大约需要三百纸卢布；如果加上每人吃药、看病的费用，以及有时从乡下运来大批食物，由于无处贮藏而分给大家的东西，也不致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数目不过相当于巴黎或伦敦的仆人工资的四分之一。

剥削阶级一般把奴隶制度的保险费也算在开支内，这就是地主得为奴仆的老婆孩子提供生活费，得为年老之后住在乡间的奴仆提供仅能糊口的伙食费。当然，这是应该计算在内的，但是跟体罚的恐怖、无从改变的地位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相比，这些费用实在毫不足道。

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农夫，特别是付代役租的佃农，对自己缺乏人身自由感受不深，他们虽然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却往往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早到晚坐在门厅肮脏的长板凳上，或者手托菜盘站在餐桌旁边，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