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参政官突然出乎意外地来了。他心事重重，迈着快步，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向我扬了扬手，表示不让我进屋，然后把门闩上了。

幸好我不必多费脑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通往前室的门打开了一点，一张红通通的脸，给仆役制服大衣的狼皮领子遮没了一半，探出了门口，小声招呼我过去，这是参政官的听差，我赶紧跑到门口。

“您听见没有？”他问。

“听见什么？”

“皇上1在塔甘罗格驾崩了。”

这消息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想到他会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的无限崇敬中长大的，因此立即怀着忧伤的心情，想起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的情形。那时我在特维尔城门外面散步，正巧遇上了他。他安详地骑在马上，旁边有两三个将军。他们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他的面色和蔼可亲，脸圆圆的，线条柔和，表情显得疲惫而伤感。等他来到我们旁边时，我摘下帽子，举了起来。他微微含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与尼古拉2是多么不同啊！尼古拉始终像头发剪短、秃了两鬓、带胡髭的墨杜萨3。不论在街头，在宫内，在子女和大臣中间，或者传令兵和宫廷女官中间，尼古拉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的目光能不能产生响尾蛇的效果——使血管中的血停止流动。4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亲切外表只是假面具，这种伪善总比赤裸裸的、公然表现的专制暴虐好一些吧？

……正当混乱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翻腾，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5画像的时候，正当要求宣誓忠诚的通告发往各地，善良的人们忙于准备誓词的时候，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紧接着，参政官的那个听差（他是政治新闻的大猎奇家，成天在参政官们的前室和各种衙门中转游，探听消息，尽管他并无午后换马的权利）又告诉我，彼得堡发生了叛乱，加列拉大街遭到了炮击。

第二天晚上，宪兵将军科马罗夫斯基伯爵来到我家，谈起了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方阵，近卫军骑兵的进攻和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之死。6

接着开始了大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被捉住了”，“某某人被从乡下押来了”；做父母的为孩子提心吊胆。乌云布满了天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政治迫害并不常见。确实，他为了几首诗流放过普希金，也流放过拉布津，因为后者担任艺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时，提议把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选为院士7。但这种迫害不是一贯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发展成专横暴虐的宪兵团，只是由德桑格伦8的办公厅管辖的机构，德桑格伦是个老伏尔泰主义者，幽默饶舌，爱说俏皮话，有点像茹依9。但到了尼古拉时期，德桑格伦本人已被当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监视下了，尽管他还是原来的德桑格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衡量出两个皇朝的不同。

尼古拉登基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无足轻重，没有地位。现在大家却竞相打听他的消息。然而可以提供材料的，只有近卫军军官；他们恨他，因为他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报复心重。在全城最早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中，有一件事足以证实近卫军的意见。据说在一次操练时，这位亲王竟然忘乎所以，想揪一位军官的衣领。这位军官回答他：“殿下，别忘了佩剑在我手中。”尼古拉退后一步，没有吭声，然而并未忘记报复。12月14日之后，他两次查问，这位军官有无牵连在内。幸好他毫无牵连。10

社会的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精神的急剧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的尊严感已衰退到何等地步。除了妇女，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同情，为昨天还曾握手言欢、今天已被拘捕的亲友讲一句公正的话。相反，出现了疯狂的奴隶制保卫者，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另一些人则并无个人动机，但这更糟。

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柳瑟尔·德穆兰11，这革命的奥菲利娅12，曾徘徊在刀斧手左右，等候着轮到自己；当狂热的青年阿利波13走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友谊和同情之手的是乔治·桑。

流放苦役犯的妻子们跟着丈夫远赴西伯利亚东部边陲，甘心丧失一切公民权利，放弃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严酷的气候中，在更为严酷的当地警察的迫害下，忍受终生的奴役。姊妹们无权随同前往，但她们从此远离宫廷，不少人还离开了俄国；她们心头几乎全都蕴藏着对受难者的不灭的爱。然而男子们没有这种感情，恐惧吞噬了他们的心灵，谁也不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