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三章（第4/11页）

一天上课中间，我问他：“为什么要处死路易十六？”

老头儿看了看我，垂下一条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条，把眼镜像脸甲一般推到额上，掏出一方大蓝手帕，一边擦鼻子，一边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他背叛了祖国。”42

“如果您当时也是法官的话，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毫无疑问。”

这一堂课比任何虚拟法则更重要。对我说来已经够了：很清楚，处死国王是他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把我看作没有头脑的顽皮孩子，因为我不好好做功课。他常说：“您成不了大器。”但他一旦发现我同情他的“弑君”思想，便变愤怒为和蔼，宽恕我的错误了；他向我讲述93年43的各种故事，以及在“淫乱者和骗子们”当道后44他如何离开了法国。下课时，他依然一本正经，没有笑容，但已能体谅地说：

“我确实认为您成不了大器，但是您的高尚情操将会挽救您。”

除了教师的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情，它更加温暖，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大伯父有个外孙女，住在特维尔省一个小城45里。我从小认识她，但见面不多；每年圣诞节或谢肉节，她随她的姨母到莫斯科来一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但身材矮小，生得年轻，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的，例如，她从不因为我长高了，便动不动表示惊讶，也从不打听我在读什么书，用功不用功，是不是打算进军队，要进哪个团等等。她与我谈话，就像人们平常交谈一样，不过还保留着一点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这是姑娘们在年轻一点的男孩面前喜欢扮演的姿态。

我们时常通信，1824年后更为频繁。但写信——这既得有笔，又得有纸，还得伏在沾满墨水污点、用削笔刀刻满图画的课桌上；我还是希望与她见面，谈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当我听说，表姐46在2月（1826年）要到我家做客，住几个月时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些数字，表示离她到达的天数，每过一天便抹掉一个数字，有时故意三四天不抹，以便一下子痛痛快快多抹掉一些。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很慢，后来，指定的日期过去了，又定了新的日子，但好事多磨，新的日子也过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坐在书房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像平时一样，教一句喝一口克瓦斯，正向我讲解“六音步诗”。他把格涅季奇47译的《伊利亚特》中的每一行诗，都用强烈的声调和手势砍成了几段。这时突然从院子传来一阵沙沙声，是橇板滑过冰雪的声音，可又不像城里的雪橇。系在车上的小铃铛还余音未绝，院子中已人声嘈杂……我脸色发亮了，再也无心听“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那被砍断的愤怒，一溜烟跑出书房，奔进门厅。特维尔省的表姐已在那儿，她裹在皮外套、披肩和围巾中间，戴着风帽，穿着毛茸茸的白皮靴，可能由于冷，也可能由于兴奋，脸红通通的，一见我，便扑过来跟我拥抱。

人们通常回忆到少年时期，回忆到那时的悲欢离合，总不免要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们与《聪明误》48中的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一样装模作样，似乎想说：“多么孩子气！”仿佛这以后他们已大有长进，感情变得丰富或灵敏了。孩子羞于提及两三年前的玩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的短大衣和一页页翻过去的课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表姐的一生不是在玫瑰丛中度过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是不顾死活的赌徒，正如一切嗜赌如命的人一样，他十次赤贫，十次暴富，最终仍不免于破产了事。剩下的一点家私，他献给了养马场，把全部希望和爱好倾注在这上面。他的儿子在枪骑兵中当一名士官，这是表姐的唯一弟兄，一位非常善良的青年，但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年方十九岁的他，已嗜赌成性，胜过乃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