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三章（第5/11页）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49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50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51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52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53信中的一句话：“他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和悦的笑容！”54

可以想象这和谐的三重奏：一个是好赌成癖的父亲，沉醉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浪荡子，一个是在完全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从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从半老的女教师一变而为年轻夫人的女学究。理所当然，她不爱前妻所生的女儿，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不爱她。一般说来，在三十五岁的妇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只有当前者决心自我牺牲，放弃婚姻生活的时候，她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

前妻所生的女儿和继母之间，通常存在着敌对情绪，我对此丝毫不以为奇，它倒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一位新人突然取代了母亲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子女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婚礼不是婚礼，而是葬仪。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孩子的爱心，它向孤儿们小声叮咛：“你父亲的妻子根本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本来了解，根据它所倡导的婚姻观念，根据它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观念，第二次婚姻总之是荒谬的。但教会不得不向世俗让步，想方设法应付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骗取单纯的童心。然而，把父亲的女伴认作自己的母亲，这件荒谬的事虽然得到教会认可，孩子们实际上是抱敌对态度的。

从妇人方面说，婚礼刚过，她便遇到了现成的家庭和子女，这处境也确实尴尬。她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强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她爱前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一样。

因此，我对女修道士和表姐之间的不和睦，根本不想归罪于前者，也不想归罪于后者。但是我明白，一个不习惯受人管束的年轻姑娘，多么想冲出家庭的樊笼，奔向自由，不管去哪里都成。父亲开始老了，日复一日地屈服于学究夫人之前；哥哥枪骑兵的胡作非为也愈来愈甚；一句话，家庭生活是沉重的。最后，她征得继母同意，让她到我家来住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

表姐到来的第二天，我除上课外，整个生活秩序都给打乱了。她自作主张，规定了我们一起看书的时间。她反对读小说，向我推荐塞居尔55的世界史和《阿纳卡西斯游记》56。她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我用纸卷着烟草（当时还没有卷烟）偷偷吸烟的强烈嗜好。她老喜欢向我说教，我呢，哪怕不打算实行，也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幸亏她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常常忘记自己的规定，跟我一起读楚克57的小说，而不是读考古学家的旅行记，还背着大人打发小厮去买零食——冬天是荞麦饼和素油豌豆羹，夏天是水葡萄和醋栗。

我想，表姐对我的影响是很好的；她给我少年时期的隐士生活带来了温暖，使刚刚萌芽的感情获得了阳光，甚至保护，否则，它们很可能经不住我父亲的冷嘲热讽而全部夭折。我学会了仔细思考，为一句话伤心，关心和爱护朋友；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理想，预言我将有不平凡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孩子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认为我是未来的“布鲁图或法布里齐乌斯”58。

她爱上了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一个穿黑披肩和黑上装的军官，这个秘密她只向我一人透露过。这确实是一个秘密，因为连骠骑兵军官本人也从未想到，在他指挥连队的时候，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为了他，在心头迸发了爱情的纯洁火花。我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的命运（应该是有一些），我自豪的是，她选择我作她的知心人。我把这事想象成（按照维特59的方式）一出情场悲剧，它将随着自杀、服毒和匕首而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公开这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一些羽毛球，一个球上插了一只别针。她从来不玩别的羽毛球，每逢它落在我或别人手中，她总要把它收回，说她已经用惯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