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9/10页）

“不成，我不穿，您不配，因为您太没有礼貌。”

我便伸出一根手指恐吓他。

对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最后一击，应该说还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他当着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吹牛，说他是滑铁卢战役33前夕应征入伍的，那时法国人给德国人打得狼狈不堪。布肖只是瞪了他一眼，狠狠嗅了一撮鼻烟，使这个拿破仑的战胜者有些不好意思。布肖气呼呼的，拄着多节的拐棍走了，从此不叫他的名字，只称他le soldat deVilain-ton34。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双关语来自贝朗瑞，因此对布肖的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布吕歇尔35的部下与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离开了我的家。这以后，父亲再没有用德国人来管束我。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战士有个朋友，也在一家公馆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常跟他去找他，与那家的孩子一起上远处游玩。他走后，我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我百无聊赖，竭力想摆脱这种处境，但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力量战胜父亲的意志，因此很可能就此葬送在这样的环境中，然而不久，新的思想活动和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的两次会晤，挽救了我。我相信，我父亲从未想过，他为我安排的是怎么一种生活，要不，他应该是不致拒绝我那些最无辜的愿望，那些最自然的要求的。

有时他让我随参政官上法国剧院看戏，这对我是最大的享受。我非常爱好戏剧演出，但即使这种娱乐，它带给我的痛苦也不比喜悦少。参政官带我到达剧院时，戏已演了一半，而且他每晚都有应酬，总是不到剧终又把我带走了。剧院在阿尔巴特门附近，阿普拉克辛36的房子里，我家在马厩街，两处近在咫尺，但父亲还是严格禁止我单独回家。

我将近十五岁时，父亲聘请了一位教士教我神学，这是为了应付进大学的需要。于是在伏尔泰37之后， 《教义问答》出现在我面前了。宗教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在任何国家都不如在俄国那么低，这无疑是我们的一大幸运。教士教神学总是只能领到半薪，而且这同一位教士，如果他也能教拉丁文，他为这门课得到的报酬，就比教《教义问答》多。

我的父亲认为，宗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必须无条件信仰《圣经》，因为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一切推理徒然把问题弄得更加糊涂；对生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奉行它的仪式，然而不能陷入多余的迷信，那只对老太婆才合适，对男子是不相称的。他自己信教吗？我认为他有些信，这是习惯，也是考虑到体面，为了防备万一。但是教会的任何规定，他以健康欠佳为借口，从不履行。他几乎从不接待神父，至多请他在没有人的客厅里唱些圣诗，然后用一张五卢布的钞票打发他。冬天他推说神父和教堂执事会带来大量寒气，每次都使他因而感冒。在乡下，他上教堂，也接见神父，但这主要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为了管理庄园的需要，不是真正敬畏上帝。

我的母亲是路德派教徒，因而虔信程度较深。她每月上自己的教堂，或者如巴凯所固执地说的，“上自己的德国教会”做一两次礼拜。我因为无事可做，也随她一起去。我在那里学会了模仿德国牧师的姿态，他们的朗诵和废话，我的模仿惟妙惟肖——这种才能我一直保持到了成年。

每年复活节，父亲都要命我守斋。我怕忏悔，一般说来，教堂的表演38使我感到迷惘和畏惧；我走去领圣餐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但我不认为这是宗教的虔诚感，那只是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特别是当人们赋予它以庄严肃穆的气氛时，所引起的一种恐惧感。占卜符咒之类就是这样。复活节一过，做了晨祷，开了戒，吃了红蛋、甜奶渣糕和圆柱面包以后，我就整整一年不会再想到宗教了。

然而福音书39我却百读不厌，斯拉夫文本和路德的译本我都读。我没有人指导，也不完全理解，但读过的一切都引起我由衷的、深刻的敬意。青年时代初期，我常为伏尔泰主义所吸引，喜爱讽刺和嘲笑，但我不记得我曾经用冷漠的态度对待过福音书，终我的一生莫不如此。尽管年龄增长，境况变化不定，我仍时常重读福音书，每次它的内容都给我的心灵带来和平与温煦。

教士一开始给我上课便大为惊讶，他发现，我不但具备了福音书的一般知识，而且能逐字逐句引用经文。然而他说：“上帝打开了你的智慧，还没有打开你的灵魂。”我的神学家耸耸肩膀，为我的“两重性”啧啧称奇，不过他对我还是满意的，认为我可以通过捷尔诺夫斯基40的考查。

不久另一种宗教便占领了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