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

无限希望的年代，

那纵情欢笑、对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怀》1

父亲不顾瘸腿将军的不祥预言2，还是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个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后我再没听到这事，直到过了三年，尤苏波夫派了一名宫廷建筑师来，这人说话老是粗声大气，仿佛站在五层的建筑架上向地面的工人发命令，他通知说，我已获得初级军官衔。顺便说一下，这些怪事实际上并无必要：任职取得的官衔，我通过学士考试一下子就能赶上，不必为了一个准尉头衔花两三年工夫。相反，这个挂名差事几乎害我进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校务会看见我是克里姆林宫管理处的官员，便不准我参加入学考试。

公务人员有专为他们开设的夜校，它的学生只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3，希望取得投考资格的人。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凡是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等文官头衔的，都可通过这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这有些像转让给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暗中一堂课可收二十卢布。

我的一生要从这种学习上的卡沃丁岔路4开始，远非我始料所及。我断然向父亲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得呈请辞职。

父亲一听大怒，说我胡思乱想，妨碍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骂那些怂恿我胡闹的教师，但看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我动摇，便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他写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道，没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真是废话，老弟，”公爵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

秘书写好了，第二天我就坐进了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长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仑皇帝却有意无意地（主要是无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罗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从痛苦的经历中意识到了与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日新月异，成了俄国教育的中心。它具备发展的一切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没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之后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动，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惨地夭折了。尼古拉带来的是五座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营，以及穿蓝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后退了，但怒火从心头升起，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莫斯科大学巍然不动，从无边的迷雾中首先显露了头角。沙皇因为波列扎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编《卡卢加之夜》的少将亚·皮萨列夫7来当学区总监，命令学生穿制服，佩军刀，后来又禁止佩军刀。他为了几首诗，把波列扎耶夫送去当兵，为了几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学送进了兵营，为了一个半身塑像，断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为了圣西门主义放逐了我们。后来他又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10派来当学区总监，从此不想再管这个“罪恶的渊薮”，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年轻人，从皇村学校和法政学堂毕业后，千万别跨进这个大学。

戈利岑是个怪人，教授因病停课，他认为不合理，总是看不惯，因此规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课的教师代课。这样，捷尔诺夫斯基神父有时就不得不在医院为妇科病作临床讲授，而产科医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讲纯洁受胎11。

尽管这样，失宠的大学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它像一个大水库，容纳着来自俄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年轻力量。在它的讲堂上，学生们清除了从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后又分散到了俄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中。

1848年前，我国各大学的体制是纯粹民主的。它们的门为每一个人开着，只要他能通过入学考试，而且既不是农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农民。尼古拉篡改了这一切；他限制了入学条件，提高了自费生的学费，规定只有贫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