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五章

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1——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我的家死气沉沉，一年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如果不是快进大学，不是新的友谊，不是醉心于政治，不是性格活跃，我不闷死，也得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心情舒畅的时候极少，他总是对一切不满。他天生绝顶聪明，观察力敏锐，又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作为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本来可以成为非常可爱和有趣的人，但他偏不愿这样，以致日益陷入了孤僻、任性、与世隔绝的状态。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把忧郁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液。他一生不曾有过热情奔放的时期，不曾有过重大的不幸、错误和挫折。他那种恶意的嘲笑，那种充满在灵魂深处的恚恨，那种对人的猜疑和疏远，那种折磨着他的烦恼，根源在哪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莫非他藏着从未向人透露过的某种回忆，进入了坟墓，或者这不过是18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互相渗透的结果，而作为媒介的第三者又是好逸恶劳的地主习性，它也大大助长了那种违反常情的发展。

上世纪在西方，特别在法国，产生过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既带有摄政时期2的一切弱点，又具备斯巴达和罗马的全部力量。这些集福布拉斯3和雷古卢斯4于一身的人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奔向断头台的“窗洞”。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完整、刚强的性格已如凤毛麟角，相反，在上个世纪这种人却到处都是，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出现了他们，以致除了变成畸形怪物，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在俄国，受到这股强大的西方风气侵袭的人，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俊杰，却成了别开生面的怪人。在国内，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外，他们还是外国人。这些游手好闲的旁观者，对俄国说来已被西方的偏见所败坏，对西方说来又已被俄国习俗所腐蚀。他们成了一种无用的智力，终于在反常的生活、感官的享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葬送了一生。

在莫斯科，属于这类人的，首先是以智慧和财富著称的俄国大贵人和欧洲大阔佬，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5。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发的老风流和“自由思想家”，那一切马萨利斯基、桑季6和其他人。他们全都相当聪明而有学问，然而却无所事事，只能纵情声色，优游岁月，自我陶醉，认为一切罪孽不过是逢场作戏，并把口腹之欲夸张为精神需要，又把男女之情归结为官能之乐。

老怀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狄德罗和卡斯蒂7的朋友，他确实是富有艺术鉴赏力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到阿尔罕格尔庄园走一趟，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如果他的继承人还没有把它们胡乱变卖的话。他是在大理石雕像、画中的和活的美人中间，度过他八十年的豪华生涯的。在他市郊的府邸中，普希金与他谈过话，写过一首美妙的书翰诗献给他8；贡扎加9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剧场献给了他。

根据我父亲所受的教育，他在近卫军服役的经历，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他也属于这类人。但是无论他的性情还是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把轻浮生活过到七十高龄，于是他只得转向相反的极端。他想为自己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等待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他这种安排主要考虑的只是他自己。于是坚强的意志一变而为顽固的怪癖，无所事事的精力损害了性格，使它成了别人的负担。

他受教育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以致所谓受教育便是尽量摆脱俄国的一切。他终生写法文比写俄文熟练而准确。他名副其实没有读过一本俄文书，包括《圣经》在内。当然，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也从不想读，关于福音书的内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到一点梗概，从来不想作进一步的涉猎。不错，他敬重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10，因为前者写过一首颂诗，纪念他的舅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逝世；后者曾与他一起为尼·尼·巴赫梅捷夫11的决斗作过公证人。有一次我的父亲打算拜读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因为他听说亚历山大皇上正在阅读此书，但结果仍半途而废，轻蔑地说：“老是谈那些伊谢斯拉维奇和奥尔戈维奇12，谁有兴趣管这类闲事呢？”

他直言不讳，公开鄙视人——所有的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想依靠别人；我不记得，他曾低声下气向别人恳求过什么，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他只要求一点：遵守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