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五章（第4/8页）
看完报，他发现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已站在他屋里。尼克十五岁时，卡尔·伊万诺维奇打算开店做买卖，但既无货物，又无顾客，他把勉强积攒的几个钱在这有利可图的买卖上花光之后，只得带着“莱伐尔22批发商人”的尊号停业。那时他已将近五十岁，本应安度晚年了，却仍得过无拘无束的飞鸟或十四岁的儿童的生活，这就是不知明天睡在哪里，吃什么。多亏我父亲对他有些好感，他便投奔了他；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830年，父亲又买了一幢住宅，它就在我家隔壁，比原来的大一些，好一些，还有花园。这房子本来属于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即著名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23的遗孀。我们迁居了。接着他又买了第三幢房子，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它们是毗连的。这两幢房屋都空关着，没有出租，因为怕失火（尽管房子是保了火险的），也怕房客吵闹；而且它们年久失修，将来总有一天非倒坍不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得到我父亲同意，住进了其中一幢房子，但有一个条件：晚上十时以后不准开启大门——这是很容易遵守的，因为大门从来不关。木柴是买的，不是从我家的储藏室拿的（不过确实是向我家的马车夫买的）。他在我父亲手下担任一种特殊的差事，就是说早晨来一次，问一声有没有事要办，中午来吃饭，晚上没有宾客的时候再来一下，讲些故事和新闻供我父亲解闷。
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任务虽然看来十分简单，我的父亲却把他捉弄得叫苦连天，以致这个可怜的莱伐尔人，尽管已习惯了一个没有钱、没有头脑、生得瘦小的麻脸德国佬可能遭遇的一切灾难，还是不能始终处之泰然。每隔一两年，受尽侮辱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便宣称，他“绝对不能再忍受下去”，于是卷起铺盖走了。他购买和换进了各种小杂货，前往高加索，那些货物的完好和质量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失败总是残忍地跟踪着他。有时在离顿河哥萨克区域不远的地方，他那匹瘦马倒毙了——他是驾了自己的马去梯弗里斯和列杜特-卡列的；有时他的货物失窃了一半；有时他的双轮板车翻了，倒在厄尔布鲁士山麓，车轮也断了，翻车时法国香水打破了瓶子，变得分文不值；有时又丢失了什么，等到他没有东西可丢的时候，他丢了自己的护照。通常过了十来个月，卡尔·伊万诺维奇又回来了，他老了些，憔悴了些，也更穷了，牙齿少了几颗，头发也更稀了。他带着一些杀臭虫和跳蚤的波斯药粉，褪色的丝绸，生锈的契尔克斯短剑，低声下气向我父亲求情，然后重新住进了那栋空房子，条件也照旧：替我父亲打杂，用自己的木柴生炉子。
卡尔·伊万诺维奇一来，父亲便要在一些小事上向他发动攻击。卡尔·伊万诺维奇向他请安，他欠欠身子，道了谢，便眉头一皱，想出了如下的问话：
“您这发蜡在哪儿买的？”
必须说明一下，卡尔·伊万诺维奇虽然是上帝创造的最丑陋的俗物，却风流多情，自命为洛弗莱斯24，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拳曲的金黄色假发。这一切当然早已成为我父亲评议讽刺的题材。
“在铁匠桥旁边包依斯店中买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支支吾吾回答，身子俯前一些，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上，像准备自卫的人一样。
“这香味叫什么？”
“夜紫罗兰香。”卡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您受骗了，紫罗兰的香味是柔和的，是一种清香；这个却有些刺鼻，不好闻，像涂在尸体上的防腐剂味道；我的神经太脆弱，受不了这种气味。劳驾叫人给我把花露水拿来。”
卡尔·伊万诺维奇赶紧亲自去拿花露水。
“别动，您还是叫别人拿为好，免得走得更近；我有些恶心，头都快晕了。”
卡尔·伊万诺维奇本来指望发蜡在女仆房中发挥作用的，现在不禁大为伤心。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父亲想起要办的事了：买法国的鼻烟，英国的泻盐，去看登报出售的马车（其实他并不想买）。卡尔·伊万诺维奇欣然从命，哈一哈腰走了，庆幸自己终于脱离苦海，可以等到吃午饭时再来领教了。
他走后，厨子来了。不论他买了什么，订了什么，父亲照例觉得太贵。
“唷，这么贵！是运到的货太少吗？”
“不错，老爷，”厨子回答，“路太坏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路没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些。”
这以后，他就在写字台前坐下，给庄园发通知和指示，算账，顺便骂我几句，接待大夫，但主要是跟他的听差吵嘴。这是全家首当其冲的受难者。他生得矮小，容易激动，性子急躁，肝火很旺，似乎是特地生来惹我父亲生气，让他教训的。他们之间每天重演的那些场面，可以编进任何一本喜剧，然而那都是一本正经进行的。我父亲完全知道，这个人他少不了，因此对他的粗鲁回答，常常不加理会，但也不放松对他的教训，尽管三十五年的努力并没有收效。从听差方面说，他本受不了这种生活，多亏他有办法自寻乐趣：午饭前他大多已有了醉意。这我父亲是知道的，但只限于转弯抹角规劝几句，例如劝他用黑面包蘸盐下酒，免得嘴里带伏特加酒味。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有个习惯，喝了酒上菜时，总要怪模怪样地立正行礼。父亲一看到这姿势，马上设法把他打发走，例如派他去问“理发师安东是不是已经搬了家”，同时用法语对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