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五章（第2/8页）
他常说：“人心难测，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反复推敲他们的心思；但是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人，我羞于与他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对我是个侮辱，是一种冒犯。他可能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死后可以超升天国，然而我不需要他。生活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礼数，这比超人的智慧和一切学问更重要。立身处世必须合乎身份，不可锋芒毕露，待人接物也得谦恭有礼，切勿不拘形迹。”
一切放任不羁的行为，开诚布公的作风，我父亲都不以为然，称之为不拘形迹，正如他把一切感情称为感伤一样。他一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脱这一切琐事的人；但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他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甘愿为它牺牲内心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位通晓人情世故的老人，打心眼里鄙视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冷酷无情的法官，又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尽管有时也对他反唇相讥，却是被他所征服的；为了一个病夫，这个病夫常年在外科手术刀下讨生活；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天真活泼，在他的压力下却滋长了反抗精神；14此外，就是为了十来个他不当人看待的奴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耐心，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办到啊！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还是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个角色。确实，人心深不可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以及接着被押送流放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的心与爱，甚至与慈祥，也并非像我设想的那样毫无因缘。但我从未为此感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受我的感谢。
理所当然，他不是幸福的：时刻提防别人、对一切都不满的他，怀着一颗不自在的心，目睹的是他在全体家人身上引起的不快和敌意。他看到，他一来，笑容怎样从人们脸上消失，谈话怎样突然中止。他为此烦恼，曾带着冷笑提到这事，但没有作任何让步，仍以最大的坚韧我行我素。冷嘲热讽，那种刻毒而充满蔑视的讥刺，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他用它对付仆人，也用它对付我们。但是一个少年什么都能忍受，唯独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早在入狱之前，我已与父亲貌合神离，站在男女仆人一边，对他展开小小的战斗了。
此外，他使自己相信，他身罹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除了家庭医生，还有两三位大夫为他治病，一年至少有三次会诊。客人看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抱怨体弱多病，啰啰唆唆总那么几句话，实际上他的健康又根本不那么坏，便逐渐不再登门了。父亲为此怄气，但从未责怪一个人，也不邀请任何人。可怕的寂寥统治了整个屋子，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夜，一排穿廊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盏灯孤零零地点在那儿。老头子弯着腰，反剪双手，穿了像毡鞋的羔皮或呢子靴子，戴着丝绒小帽，裹紧白羔羊皮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陪伴他的只有两三只棕毛狗。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微不足道的物品也越来越吝啬了。他的领地经营得杂乱无章，害了他，也害了农民。村长和派往各地的代理人，掠夺种田的，也掠夺老爷；然而眼前看到的一切，却受到了加倍严格的管理，蜡烛被当成了宝贝，和醇的法国葡萄酒换成了发酸的克里米亚酒。可是与此同时，在一个村庄里，整片的树林被人砍伐一空；在另一个村庄里，人家又把他自己的燕麦卖给他。他手下豢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窃贼；有一个农民，他提拔当了莫斯科的收租人，每年夏季给派去监督村长，检查菜圃、森林和各种农活，过了十来年，这个农民便在莫斯科购置了房产。我从小讨厌这位不拿皮包的大臣，有一次他竟然当我的面，在院子里鞭打一个老农，我一怒之下，揪住他的胡须，气得几乎昏倒。这以后，我一看见他就冒火，直至1845年他死了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对父亲说：
“希库恩从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这就是不喝酒的好处啊，”老头子回答我，“他是从来滴酒不入的。”
每年快到谢肉节时，奔萨省的农民从克伦斯克县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