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4/21页）

除了化学方面，他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偶然吐露一点，也是由我引起的。我那些浪漫主义的哲学性反驳，他甚至不愿答复；他的回答总是简短的，讲时面露微笑，侃侃而谈，仿佛一头大猎犬在跟小狮子狗玩儿，任它撩惹，只是用爪子把它轻轻赶开。然而正是这种态度最使我生气，我不倦地一再发动攻击，始终未能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即过了十二年，我还多次想起化学家，也想起父亲对他的评论。不言而喻，我所反对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但是我也并不错。我已经说过，有些真理像政治权利一样，不到一定年纪是不会取得的。

化学家的影响促使我选择了数理系；也许我还是进医学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积分只得了中等成绩，后来又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出路；不接受这种有益的营养，不对思想实行实事求是的严格训练，不接触我们周围的生活，不承认客观实际的独立性，那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必然还保存着僧侣的隐修室，潜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便会用愚昧的毒液侵蚀我们的全部理性。

我大学毕业前，化学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与他再度见面。我婚后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过几天，当时我父亲住在那儿。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最终和解，因为他仍为我的结婚在生我的气。

路上，我在我们经常停留的彼尔霍什科沃村下车休息，化学家已在那儿等我，还准备了午膳和两瓶香槟。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样，没有改变，只是老了一些。午膳前，他相当严肃地问我：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觉得家庭生活和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还是没多大好处？”

我笑了。

“我很佩服您的勇敢，”他说了下去，“您使我惊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决不敢跨出这可怕的一步的。有人给我说过两三门亲事，对方都不坏，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间中要出现一个女人来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烟（他吸劣等烟草），吵吵闹闹，弄得我不能安静，我便心惊胆战，宁可一辈子过独身生活。”

“我是留在这儿过夜好，还是去波克罗夫村31？”饭后我问他。

“这儿有您睡的地方，”他回答，“不过为您着想，您还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点钟见到令尊。要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嗯，晚上临睡前，老人家的神经一般比较虚弱，精神萎靡，他对待您大概会比明天早晨好得多。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与您厮杀了。”

“哈，哈，哈，我的生理学和唯物主义老师又来了，”我放声大笑道，“您的指教让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时刻，那时我像歌德的华格纳那样，向您登门求救，我的唯心论一定叫您很讨厌，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训，我听了也不免气愤。”

“那以后您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回答，也笑了，“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为不外是神经和化学成分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不再来往，看来两人都不对……尽管这样，在1846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谁之罪》第一卷已问世，我有了些名气。化学家在信上说，他很担忧，看到我把才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您那些《论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与您和解了；从它们我理解了（按照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国哲学。为什么您不继续严肃的著述，却要写小说呢？”我复了他几行友好的话，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了。

如果我这些文字能让化学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经衰弱的时候躺在床上读完它们。我相信，那时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还保留着真挚而和善的回忆。

就这样，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进入了广阔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间中的孤独日子，那跟奥加辽夫一人半公开的小声聚谈，我的身边出现了七百人的热闹家庭。两个星期我便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觉得比在我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习惯了。

可是甚至在大学中，家庭的阴影还是跟踪着我：我的父亲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学，特别是我步行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躲避这位保护人，最后总算正式办成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任务的我的听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欢喜被人护送；其次，他自己也乐得到各种娱乐场所去溜达，这比待在数理系的前厅里愉快得多，在这里至多跟两个门房闲聊，彼此敬烟或独自吸烟。

为什么要派人护送我？彼得这人从年轻时起就往往接连几天喝得醉醺醺的，难道他能阻止我干什么不成？我看，父亲根本没考虑这些，他只是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这措施，它尽管毫无效用，终究是一种措施，正如人们并不信神，仍要斋戒一样。这特点属于我们传统的地主教育。七岁前，我得让人搀着手，才准上下室内的楼梯，因为那楼梯有些陡；十一岁前，我得由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用木盆给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逻辑，我这个大学生得有仆人护送，而在二十一岁前，我不准在十点半以后回家。直到流放时，我才真正获得自由，真正独立生活；如果没有流放，那套规矩说不定会一直继续到我二十五岁……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