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5/21页）

我像大多数在孤独中长大的、活跃的孩子一样，怀着满腔热诚，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每一个人，如醉似狂地高谈阔论，毫无顾虑，推心置腹地爱所有的人，这就自然而然从讲堂各处引起了热烈的回声，因为这里的青年几乎都是同一年纪的（我那时十七岁）。

那些明智的守则（对大家要彬彬有礼，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们一进大学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的那个思想（我们的理想将在这里得到实现，我们将在这里播下种子，奠定联合的基础）一样，都促进了我们的相互接近。我们深信，从这讲堂上将形成一支队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进，而我们也在这队伍中。

我们班级的年轻人是美好的。正是在这年纪，求知的渴望从我们心头一天天苏醒。教会中学的死记硬背，贵族子弟的懒散习气，同样消失了，然而德国功利主义还没有侵蚀我们，这种功利主义把人的积累知识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为了增加收成。相当多的大学生不再把科学当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头衔的捷径。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升官发财根本无关。

另一方面，科学兴趣还没来得及退化成空谈理论；科学不是把人与周围的苦难生活隔开，对它不加干预。这种与生活的共鸣，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我们与我们的同学在教室中公开谈论头脑中想到的一切；禁诗的抄本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禁书被加上了注解传阅。尽管这样，同学中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奸细。有些青年胆小怕事，他们回避，躲开，但仍保持沉默。33

有一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他的母亲用皮鞭吓唬他，向他盘问马洛夫事件，他讲了一些。慈祥的妈妈（她是贵族和公爵夫人）马上求见校长，把儿子的密告作为他悔改的证明。这引起了公愤，人人责备他，终于使他没读完这一学年就退学了。

马洛夫事件也使我坐了禁闭，它是值得在这里谈一下的。

马洛夫是政治系一个愚蠢粗暴、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藐视他，嘲笑他。

有一次学监在政治系的课堂上问学生：“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

“除了马洛夫有九位。”学生回答。

就是这个应该算在九位教授之外的教授，对学生越来越凶恶了，学生决定驱逐他。他们商量好以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要我带领后备部队支援他们。我当即进行动员，号召向马洛夫开战。几个人跟我一起去了，我们到达政治系教室时，马洛夫已在讲课，他看到了我们。

每个学生脸上同样都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似乎怕他今天偏偏不讲一句粗暴的话。但担心很快过去了。挤得满满的课堂很不安静，到处是压低了嗓音的嗡嗡声。马洛夫开始训话，出现了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

“你们像一群马，是用脚表示自己的思想的。”马洛夫说，他大概以为，马是用大跑和小跑来思想的。于是教室中沸腾了，啸叫和嘘声响成一片，喊声不绝：“叫他滚，滚！赶走他！34”马洛夫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拼命想叫大家安静，可是办不到，学生跳到了座位上。马洛夫悄悄走下讲台，缩紧脑瓜，挤出了教室。全班学生跟在后面，穿过学校的院子，把他一直送到街上，从后面把他的胶皮套鞋扔给了他。最后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街上事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校务委员会慌了手脚，只得说服学区总监把事件私下了结，找几个闹事的学生或其他人关几天禁闭算了。这不失为明智的措施，否则，很可能皇上会派一个侍从武官来处理这事，侍从武官为了得十字勋章，势必把这事说成阴谋叛乱或暴动等等，建议把所有的人送去服苦役，然后由皇上恩赦，改为在兵营当兵。现在看见罪行已受到惩罚，德行已获得胜利，皇上于是下旨批准了学生的要求，罢免了教授。我们把马洛夫赶到校门口，他却把他赶到了校门外。在尼古拉的统治下，向来是败者必然倒霉35，但这一次我们不能埋怨他。

这样，处理开始了。第二天饭后，校长室的门房慢吞吞走来找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学生给他酒钱，他总是恭恭敬敬照收不误，真正当作供他喝酒的钱，因此平常喝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他从大衣袖头翻出一张字条，说这是“教长”交给他的，要我晚上七时去见他。接着，一个俄籍日耳曼男爵家庭出身的学生，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来找我。他也接到了同样的请柬，成了我带去的那些倒霉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一开口就大骂我害了他，然后要我出主意，他该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