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9/21页）

然而他也有他的诗和道德规范。每逢他给我们看人造宝石时，讲完怎么制造它们以后，总要附带说一句：“然而，诸位，这是欺骗。”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如果公鸡“喜欢啼，追逐母鸡”，这是好的公鸡，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无毛”，这是它属于贵族的特征。他还会娓娓动听地描摹苍蝇怎样讲话，怎样在晴朗的夏天沿着树干散步，沾满一身树脂，于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还得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叫我出去的时候，听众已经有些困了；两堂莫名其妙的数学课，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一些，讲课的学生得有“善于表达的舌头”。谢普金78指了指我。

我走上讲台。洛韦茨基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两手搭在膝上，像门农或俄赛里斯79，但心中在担忧……我小声对他说：

“我能在您面前讲课，感到很荣幸，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战士出征的时候，不要吹牛……”德高望重的教授斩钉截铁地回答，嘴唇微微翕动，没有看我。

我差点笑出声音，但抬头向前一望，眼睛就发花了，我觉得脸色发白，舌头干燥。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可现在课堂上坐满了同学，他们都对我抱着希望。在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着一排“社会名流”，还有本系的全体教授。我念了我拿到的题目，声音很不自然：“关于结晶，它的条件、规律和形态。”

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始，头脑中闪过了一个幸运的思想：如果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发现，但不会出声，至于别人，他们自己一窍不通，而同学们，只要我不在中途出丑就成了，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我以阿维、维尔纳和密切利希80的名义，开始讲课了，最后用哲学推理结束这堂课；我始终面对学生，以学生作对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对象。同学和教授纷纷跟我握手祝贺。乌瓦罗夫把我介绍给戈利岑公爵，但我只听到几个元音，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乌瓦罗夫说要给我一本书留念，可从未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与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维亚特卡的绅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乌加尔”，宪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马尔法”。82我们排练了一个月，然而当前奏曲结束，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幕布可怕地动了几动，开始升起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手有些发抖。我与马尔法在侧幕后面等待开场，她那么可怜我，或者那么担心我把戏搞糟，因此给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还是毫无起色。

多亏国民教育部大臣和宪兵上校的关照，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83上发言时，就不再神经紧张，由于爱面子而羞涩不安了。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职的大臣乌瓦罗夫已由退职的部长赖德律-洛兰84所代替。

但是，大学时代的回忆讲得太多了吧？我怕这是因为我老了，才对它们如此喋喋不休；现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乱再谈几点细节。

霍乱这字眼今天在欧洲已经并不陌生，在俄国甚至家喻户晓，以致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实伙伴，可那时它还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骇人的传染病沿着伏尔加河向莫斯科进逼，弄得人心惶惶。夸大的谣言使大家充满恐怖，谈虎色变。疫病发展变幻莫测，有时停顿，有时跳跃前进，似乎已绕过莫斯科，可突然又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发现了霍乱！”

早晨政治系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在校医院死了。我们赶去看他的尸体。他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眼窝塌陷，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夜间得病的门房。

学校宣布，它已奉命关闭。在我们系中，这命令是由工艺学教授杰尼索夫宣读的；他忧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从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汇集，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轻人有些依依惜别。大家脸色苍白，心情异常紧张，许多人惦记着亲戚朋友。我们与官费生（按检疫措施，他们与我们隔开了）告别以后，便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规定的饮食；即使没有氯气和霍乱，单单这种饮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这个悲惨的时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庄严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平时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马车减少了，悲伤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头，谈论着下毒的人。运载病人的车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过；人们站在两旁，让装满尸体的黑色大车通过。疫情公报一天发布两次。城市封锁了，就像爆发了战争；一个可怜的教堂执事在偷偷过河时给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一切使人们提心吊胆，对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对权力的恐怖，居民怨声载道，不祥的消息接连不断：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