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4/9页）

这样，拒绝他的邀请便显得不合适了。

但是我没有走进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那尊贵的餐厅；我们先是去了诺温斯科耶附近普赖斯的游艺场（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我非常高兴又遇到了这家卖艺人家），那儿有个小女孩很惹人喜爱，我们便叫她“迷娘”24。

我们看了一会儿迷娘的表演，决定晚上再来，就上“雅尔”吃饭。我身边有一个金币，奥加辽夫的钱也差不多。我们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因此考虑半天，才点了一份“香槟酒鱼汤”，一瓶莱茵葡萄酒，一小盆野味；由于它们贵得要命，我们离开饭店时根本没有吃饭，只得饿着肚子再去看迷娘的表演。

临睡前我向父亲道晚安时，他说他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酒味。

“这大概因为肉汤中加了马德拉酒。”我说。

“加马德拉酒，这一定是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的女婿出的主意，那是近卫军兵营的习惯。”

从那时起到我流放为止，每逢我脸色发红，父亲看出我喝了酒，便总是说：

“你今天又吃了加马德拉酒的肉汤吧？”

于是我快步赶到了萨京家。

当然，凯切尔和奥加辽夫还在那里。凯切尔睡眼惺松，对某些安排表示不满，正在大加指摘。奥加辽夫根据顺势疗法的原则，“以酒解酒”，不仅把昨天喝剩的，还把今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采购来的，统统喝得精光。至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本人，这时他已在萨京家的厨房里唱歌、吹口哨、打拍子了：

我漫步在马林丛中，

在悼亡节的那一天。

……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期，我们这个圈子内的一切，我不记得有一件事可以成为我良心的负担，可以使我感到耻辱的。这对我们每一个朋友都不例外。

我们中间有过虚无缥缈的空想家，十七岁的绝望青年。瓦季姆甚至写过一个剧本，企图表现“自己那颗遍体鳞伤的心灵的可怕经历”。剧本开头是这样的：“花园——远处可见房屋——窗上灯光闪烁——暴风雨——寂静无人——边门没关上，砰砰震响，夹杂着吱吱声。”

“除了边门和花园，没有登场人物吗？”我问瓦季姆。

瓦季姆有些伤心，对我说：

“你总是拿人开心！这不是讲笑话，这是我内心的经历；你再这么讲，我就不念了。”他又念了下去。

我们的逢场作戏有时也不是纯洁无疵的，甚至最后不是写剧本，而是跑药房。但是我们没有搞过粗俗的勾当，侮辱过一个女人，损害过一个男人，我们也没有养过一个姘妇，甚至从没想到过这个下流的名称。平静的、安全的、庸俗的小市民的腐化生活，立约存照的私通方式，与我们都是无缘的。

“那么，您赞成更坏的卖淫制度？”

“不是我，是你们！这是说不是您一个人，是你们每一个人。它在这个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根本不需要我的赞成。”

社会问题，高涨的国民精神挽救了我们；不仅它们，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趣味也发挥了作用。它们像烧热的纸，可以清除油迹。我保存着奥加辽夫那时的几封信；根据它们，很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的生活基调。例如，1833年6月7日，奥加辽夫在给我的信上写道：

“看来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可以开诚布公。我的信你不致拿给别人看。因此我得问你——从某个时候起，我确实充满了各种感觉和思想，可以说，它们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似乎，不仅似乎，而是感到有一个思想深入了我的心灵，那就是：我的天职是当一名诗人，至于是写诗还是作曲，这都一样；但我觉得我必须生活在这思想中，因为我的自我感觉便是：我是诗人。即使我现在还写得很糟，但这燃烧在我灵魂中的火，这充满在我心头的激情给了我希望，我相信我会写得相当不错（请宽恕我这庸俗的表达）。朋友，你说吧，你相信我有这天赋吗？也许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你是不会错的。——1833年6月7日。”

“你在信上说：‘对，你是诗人，真正的诗人！’朋友，你能想象这些话对我的全部影响吗？这么说，这不是假的，我的感觉，我的向往，我所赖以生活的那个思想，都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你说的是真话吗？那么这不是热病的呓语，这是我的感觉。你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你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感觉。是的，这崇高的生活不是热病的呓语，不是骗人的幻觉，它太崇高了，不可能是欺骗，它是真实的，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想象我会有另一种生命。为什么我不懂音乐，否则，一曲绝妙的交响乐此刻便会从我的心头产生。你听，这是庄严的慢板25，但它没有力量表达，我要讲的比讲过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