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6/9页）

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

敏于感受、真正年轻的我们，被它那强大的浪潮轻而易举地卷了进去。我们早已游过那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整批整批的人停步不前，垂下双手，向后倒退，或者在周围寻找浅滩，但是我们要横渡大海！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肯跟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38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水者被历史的激流或思想的浪潮冲到了这些岩壁上，随即分散，形成了两个永恒的派别，它们尽管改换衣衫，却贯穿着全部历史，经历了一切变革，深入到人数众多的党派和十来个青年的小组中。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胚胎形成学。一派更正确，另一派更切实。

选择是根本谈不上的。约束思想比约束一切情欲困难，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够用感情，用理想，用对后果的疑惧来遏止它，它是可以遏止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办到。一种思想一旦控制了一个人，那么对他说来，问题已不在于应用，不在于利害得失，他是在探求真理，坚定不移地、铁面无情地贯彻原则。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蒲鲁东39也是这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早在1833年，自由主义者已对我们皱眉头，仿佛我们走入了歧途。就在我入狱的前夕，圣西门主义使我与尼·阿·波列沃伊之间出现了鸿沟。波列沃伊是非常聪明的人，精力充沛，任何食物他都很容易消化；他天生是个杂志编辑，新成绩和新发现、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快毕业时认识他的，后来不时走访他或他的弟弟克谢诺丰特40。那正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莫斯科电讯》查禁前不久。

这个人是靠今天的发现，昨天的问题，理论上的最新消息，社会上的最新动态生活的，他像变色龙一样千变万化，头脑灵活，可是他偏偏不能理解圣西门主义。对于我们，圣西门主义是一片新大陆，对于他，却是精神错乱，空洞的乌托邦，有碍于国民的发展。不论我怎样呼号，阐说，证实，波列沃伊还是充耳不闻，极为不满。他特别伤心的是，一个大学生居然与他分庭抗礼，寸步不让；他非常重视他对青年人的影响，可是在这场辩论中，他看到青年人已在离开他了。

有一次，他的荒谬反驳惹恼了我，我向他指出，他现在已经成了他所终生反对的那种落后的保守主义者。波列沃伊听了大不服气，摇摇头对我说道：

“总有一天也有一个青年人会这么报答您终生的努力和辛劳，指着您的鼻子冷笑道：‘走开，您已是落伍者了。’”

我可怜他，惹他生气我感到惭愧，但同时明白，他的伤心话正是对他自己的判决。这些话表明他已不是坚强的战士，只是一名过时的、衰老的斗士了。我那时便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前进了，然而他的头脑那么活跃，他的立场又那么不稳定，他也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

你们知道，他后来怎样——他写了《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41……

一个人既不能及时退出舞台，又不能继续前进，倒不如在这时死去幸福得多。我看到波列沃伊，看到庇护九世42和其他许多人，便不免这么想！……

增补　亚·波列扎耶夫

我还得就亚·波列扎耶夫的生平讲几句话，作为对那个时期的悲惨记录的一个补充。

波列扎耶夫在大学读书时，已因写过一些优秀的诗篇而闻名。这些诗中有一首幽默长诗《沙希卡》，是模仿《奥涅金》的。在这诗中，他不顾一切伦理道德上的束缚，用诙谐的笔调，清新可爱的诗句，对许多现象尽情进行了讽刺。

1826年秋，尼古拉绞死了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43和他们的朋友以后，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对于别人，这种庆典是大赦和恕罪的时机，但尼古拉在庆贺登基大典之后，便又着手“制裁祖国的敌人”了，正如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圣体瞻礼44之后所做的一样。

秘密警察向他呈上了波列扎耶夫的诗……

于是一天深夜三时，校长叫醒了波列扎耶夫，命他穿上制服，到办公室去。学区总监已在那儿等他。总监端详了一下他的制服纽扣是不是全部扣上，有没有多余的，没作任何解释便把波列扎耶夫请进自己的马车带走了。

他把他带到国民教育部，教育大臣又把他请上了自己的马车——但这次是直接带他去见皇上。

利文公爵45把波列扎耶夫留在大厅里，自己进内室去了。虽然这时还只是清晨六时，大厅里已等着几个宫廷侍从和其他高级官员。大臣们以为这个年轻人有了什么突出成就，立刻围拢来与他搭讪，有个枢密官还想请他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