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第2/4页）

“什么事？”我问。

“请到这儿来，您瞧。”

我不愿扫他的兴，走到露台上一看，我愣住了。远处火光冲天，烧红了半个天空，仿佛那些房子是同时着火的。大火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周围蔓延。

我站在露台上发呆。听差望着大火，露出幸灾乐祸的狞笑，一边念叨：“烧得好，右边这幢屋子也要着火了，一定要烧着了。”

大火含有革命的意味，它嘲笑私有制度，消灭财富的差别。听差本能地懂得这一点。

过了半个小时，四分之一的天边已被浓烟笼罩，下面是通红的火海，上面是灰黑的烟雾。这一天烧掉了列福尔托沃村。这是一系列纵火案的开始，它们继续了五个来月，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它们。

最后B回来了，他神采奕奕，亲切殷勤，对我说他路过火灾的地点，听到大家议论，讲这是纵火，然后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是普加乔夫起义，您等着瞧吧，我和您也跑不了，会给绑在木桩上烧死……”

“我们不用等到烧死，恐怕已给钉上镣铐了。”我回答。“您可知道，昨天夜里警察把奥加辽夫抓走了？”

“您说什么——警察？”

“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的。必须想想办法，请您找公爵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设法让我见见他。”

没有回答。我不由得抬头看看B，奇怪，他变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年，脸色颓丧，再也提不起精神，唉声叹气地有些发慌。

“您怎么啦？”

“我早对您说，经常对您说，这么干准会出事的……对，对，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现在可好，我清清白白，毫无罪过，说不定也得跟着你们蹲监狱；这种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尝过坐牢的滋味。”

“你去不去找公爵？”

“算了，这顶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朋友，劝您别再提奥加辽夫的事，尽可能安分守己一些，要不，非出事不可。您不懂得，这有多危险，我是真心劝您：莫管闲事。您要管也管不了，您救不了奥加辽夫，自己反而会遭殃。专制制度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权利，保障，统统都是废话；律师和法官干得了什么？”

今天我没有兴致听他高谈阔论，拿起帽子走了。

回到家中，我发现大家慌作一团。父亲为奥加辽夫的被捕正生我的气；参政官也来了，在检查我的书，把他认为危险的挑出来，神色很不满。

在桌上，我看到米·费·奥尔洛夫的一张请帖，是邀我去赴宴的。我想，他会不会有办法？我虽然已经有了教训，但不管怎样，试试不是坏事，问问并不吃亏。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幸福社6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他没去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哥哥利用了尼古拉对他的特殊宠幸，何况这位哥哥7是第一个在12月14日率领自己的近卫骑兵去保卫冬宫的。奥尔洛夫被遣送回乡，过了几年才获准重返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过了一段孤独的生活，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向我介绍新的化学名称表。一切精力充沛的人，凡是较后开始研究某门科学的，总想显显身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房间重新布置一下。他的名称表比公认的法国名称表复杂。我想提醒他这一点，便装得十分钦佩似的，开始向他证明，他的名称表好是好，但是从前的更好。

奥尔洛夫不服气，但后来同意了。

我的奉承收了效，打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看我是新生力量，我看他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沙场老将，我们的前辈英雄们的一位朋友，生活中的一种崇高现象。

可怜的奥尔洛夫像笼中的狮子。他在铁槛上到处猛撞，到处找不到出路，找不到事干，对工作的渴望折磨着他。

法国没落之后，我常常遇到这一类人，这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而无用武之地，又不甘心困居书斋，或者安享天伦之乐。他们受不了孤单寂寞，孤独引起他们的忧郁症，他们变得喜怒无常，与最后几个朋友争吵不休，认为所有的人都在阴谋陷害他们，因此自己也搞阴谋，耍手段，要揭穿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陷阱。

他们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舞台和观众。在舞台上他们不愧英雄本色，能吃大苦耐大劳。他们不能缺少热闹的生活，雷电，炮火；他们需要大声疾呼，也欢迎敌人的反驳；他们寻找机会挑起斗争，激发危险——没有这些强身剂，他们就要发愁，萎缩，垂头丧气，闷闷不乐，盲目行事，造成错误。赖德律-洛兰8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这个人的脸也叫我想起奥尔洛夫，特别是在他蓄了口髭以后。

他长得一表人才，体格魁梧，仪态高雅，相貌威武漂亮，颅骨高高突出，这一切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外形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的半身像可以与阿·彼·叶尔莫洛夫9的半身像并列而无愧。那紧蹙双眉的四方额角，满头的苍苍白发，犀利明亮的眼睛，赋予这些终生戎马倥偬的老将一种美，正是这种美使玛丽亚·科丘别伊爱上了马泽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