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第3/4页）

奥尔洛夫百无聊赖，不知道做什么好。他筹划开办一家水晶玻璃厂，制造中世纪的绘图玻璃，可是成本比售价更高。他又想著书立说，写一本《论信贷》的书，可是不成，心定不下来，其他出路又没有。这头狮子注定了只能在阿尔巴特街和巴斯曼街之间无所事事地游荡，甚至不能无所顾忌地讲话。

看到奥尔洛夫拼命想当学者，理论家，我觉得非常难过。他头脑清楚，才气焕发，但他所有的绝对不是思辨的才能，以致他老是颠三倒四，想对各种早已解决的问题搞别出心裁的新体系，化学名称表即是一例。一切抽象事物，他决不在行，可他偏不服气，顽强地要与形而上学打交道。

他冒冒失失，讲话不知检点，以致经常犯错误；他又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但突然想起自己的地位，只得中途改变态度。这种策略性的大转弯对他而言，比玄学和名称表更不好应付；有时他落进了一根套索，为了摆脱困境，又落进了第二根、第三根套索。他为此挨骂；人们这么肤浅，粗心大意，往往只是听其言，不肯观其行，把个别失误看得比整个性格更重要。我们不应该从叱咤风云的雷古卢斯11的角度责备这个人，应该责备的是可悲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一切光明正大的感情只能关在心里，或者当私货一样偷偷运送；大声讲一句话，便得整天担心，怕警察光顾……

酒席是丰盛的。我正好坐在拉耶夫斯基将军12旁边，他是奥尔洛夫的内弟。拉耶夫斯基在12月14日后也失宠了，他是著名的尼·尼·拉耶夫斯基的儿子，十四岁就与哥哥一起，随着父亲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后来他因负伤死在高加索。我向他讲了奥加辽夫的事，问他，奥尔洛夫能不能、肯不肯帮助我们？

拉耶夫斯基脸上出现了一层乌云，但这不是我早晨看到的那种哭哭啼啼的活命思想的表现，而是痛苦的回忆与厌恶交织在一起的产物。

“这不是什么肯不肯的问题，”他回答，“只是我怀疑，奥尔洛夫帮得了多少忙；饭后你到书房去，我带他过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看来现在轮到你们啦；谁也逃不过这个旋涡。”

奥尔洛夫向我问了详情，便写信给戈利岑公爵，说有要事面谈。

“公爵是正派人，”他对我说，“如果他无能为力，至少会把真相告诉我。”

翌日，我去听回音。戈利岑公爵说，奥加辽夫被捕是皇上下的命令，并已任命了审讯委员会，具体的缘由是6月24日的一次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唱了煽动性的歌。我听了莫名其妙。这一天是我父亲的命名日，我整天在家，奥加辽夫也与我在一起。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奥尔洛夫。他也很难过，我伸手与他握别时，他站起来抱住我，紧紧按在他宽阔的胸膛上亲吻。

仿佛他已感到我们要长期分别了。

从那以后，我只见过他一次，这是整整六年之后了。他已垂危，病容满面，若有所思，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桀骜不驯的表情，这一切使我不寒而栗。他忧心忡忡，预感到自己即将灭亡，而时局动荡不定，看不到出路。过了两个月他死了；他的血管硬化了。

……卢塞恩有一座惊人的雕塑品，是托瓦尔森13利用天然岩壁凿成的。一头垂死的狮子躺在洼地上；它受了致命伤，血从伤口流出，伤口还留着一截断箭；它把威武的头靠在爪上，呻吟着，目光流露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周围一片空旷，下面是一个水池。这一切都被山、树和绿叶遮蔽着，行人经过，不会想到这儿有一头万兽之王正在死去。

有一次，我坐在长凳上，面对着这石雕的受难者端详了好久，我突然想起了我最后一次对奥尔洛夫的访问……

离开奥尔洛夫回家时，我路过莫斯科警察总监的家，我的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思想：公开要求他准许我与奥加辽夫见面。

我有生以来还从未与任何警察打过交道。我等了老半天，警察总监终于出来了。

我的问题使他惊讶。

“您根据什么理由要求与他见面？”

“奥加辽夫是我的亲戚。”

“亲戚？”他问，不眨眼地注视着我。

我没有回答，但也照样不眨眼地注视着这位大人。

“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他说，“您的亲戚是严禁会客的。我非常抱歉！”

……情况不明，无能为力，我万分烦恼。这时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在城里，什么消息也无从打听。警察似乎忘记了我，把我丢开了。我寂寞无聊，心乱如麻。但是，当天空盖满乌云，流放和监狱的漫长黑夜向我逐渐逼近时，一线光明照到了我身上。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我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的，说了几句充满同情的话，它们使我恢复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