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章（第2/4页）
讲完后，他赶紧把福音书和十字架包好。警察总监齐恩斯基从座位上欠起一点身子，对他说，他可以走了。然后转过身子把神父的话译成普通语言。
“除了神父所讲的以外，我还得补充一点：如果您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他指指故意堆在桌上的一叠叠文件、信札和画像。“只有坦白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发落。是无罪释放，还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送往高加索——这取决于您本人。”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惊人：“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有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文学团体或其他团体？它的成员有哪些人？在哪里集会？”
这一切非常容易回答，只消一个“不”字就够了。
“看来您什么也不知道，”齐恩斯基看了我的答案，说道。“我得警告您，不要把您的情况弄复杂了。”
第一次的审问就这么宣告结束。
……过了八年，在审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住着一位年轻时容貌美好的妇女和她的漂亮女儿，这位妇女是新任警察总监的妹妹3。
我常去她家，每次都要穿过那间大厅，齐恩斯基一伙当年便在这里审问和折磨我们。当时和以后，大厅里都挂着保罗一世的画像，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专横暴虐和滥用职权可以落到何等屈辱的地步，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忍手段，我不知道；然而他在这里，鼻子翘起，眉头紧锁，拿着手杖，一副威严的样子，我每次经过像前总要逗留一下，但那时我是囚徒，现在则是宾客。它附近的小客厅，一切都显得那么柔和，那么美好，与这幢迫害人的森严屋子毫不相称。我在那里总感到不自在，仿佛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长在看守所阴暗的砖墙上，有些惋惜。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在这儿欢聚一堂，尽情谈笑，听来有些奇怪，似乎是对它的嘲笑，因为它听惯的是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它的背后隐藏着警官的密谋策划，囚犯的呻吟叹息，宪兵的马刺和乌拉尔哥萨克的军刀的碰击声……
过了一两个星期，麻脸警官又来了，又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过道里挤着一些上了镣铐的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周围是拿枪的士兵。接待室里也有几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没上锁链，但也被严密看管着。警官告诉我，这都是纵火犯。齐恩斯基到火灾现场去了，必须等他回来。我们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到午夜一时还没人来问一声。我一直若无其事，与纵火犯一起坐在接待室中。这些人有时这一个给叫出去，有时另一个给叫出去，警察来来往往，铁链铮铮作响，那些兵闲得无聊，就咔嚓咔嚓玩步枪，练刺杀。快到一点钟时，齐恩斯基回来了，满身烟炱和煤灰，他走进书房，没在外面停留。过了半小时，我的警官给叫去了，他回来时脸色煞白，慌慌张张，面部的肌肉不住抽搐。齐恩斯基把头探出门外，对我说道：
“赫尔岑先生，委员会等了您一个晚上，您本应该去见戈利岑公爵的，可这饭桶却把您带到了这儿。我很抱歉，您在这里白等了这么久，但这不是我的过错。碰到这样的办事人员有什么法子？我看，这家伙干了五十年差使，还是个大傻瓜。”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非常粗暴地对警官道：“算了，现在回去得啦！”
警官一路上直叨咕：“我的天！真是倒了大霉！无缘无故也会大祸临头——反正他再也忘不了这件事。如果那儿不在等您，他还无所谓，可现在我给他丢了脸——我的天，真倒霉！”
我宽恕了他揩油我一大杯莱茵葡萄酒的事，特别是听他说，有一次他掉在里斯本附近海里，也没现在这么惊慌。我压根儿没想到他到过里斯本，听了不觉捧腹大笑。
“您怎么会在里斯本的？真有这么回事吗？”我问他。
原来，老头儿当过二十五年海军军官。我不得不同意那位大臣向戈贝金大尉讲的话4：在俄国，凡是为祖国出力的人，不会得不到某种方式的报答。确实，他在里斯本获救，看来是为了使他可以在服役四十年之后像个孩子一般给齐恩斯基辱骂。
其实他并无过失。
由总督5组成的审讯委员会不合皇上的心意；他任命了新的委员会，由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6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另一个戈利岑公爵7，宪兵上校舒宾斯基，以及原来的秘书奥兰斯基。
警察总监的命令没有说明委员会已经改组，因此非常自然，里斯本的警官仍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