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一章

克鲁季茨兵营——宪兵的闲谈——军官们

皇上到达后，大约过了三天的一个深夜（为了不惊动公众，这类事都是在夜间干的），一位警官来找我，命我收拾东西跟他出发。

“上哪儿？”我问他。

“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彬彬有礼的警官聪明地回答。这以后我当然不再说什么，收拾好东西跟他走了。

车子跑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驶过西蒙诺夫修道院，停在两扇笨重的大石门前面；两个背卡宾枪的宪兵在门口踱来踱去。这是克鲁季茨修道院，现在已改作宪兵营房。

我给带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文书、副官、军官，都穿着清一色的蓝制服。值班军官头戴钢盔，全副戎装，请我稍候一下，看见我拿着烟斗，甚至建议我不妨抽一会儿烟。这以后他写了犯人业已送到的收条，交给警官，然后走了，回来时带来另一个军官。

“您的房间安排好了，”后面那个军官对我说，“走吧。”

一个宪兵给我们照亮，我们下了楼梯，穿过院子，走进一扇小门便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点着一盏灯；两旁有一扇扇小门，值班军官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里是一间小小的守卫室，它后面有个小房间，那里潮湿，阴冷，有一股地窖的霉味。带我来的军官肩上是有穗带的，他操着法语对我说，他很抱歉，不得不1搜一下我的口袋，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娓娓动人的这一番话之后，他心安理得地转身向宪兵使了个眼色。宪兵当即把粗糙的、大得惊人的巴掌伸进了我的口袋。我向彬彬有礼的军官表示，这完全没有必要，我自己会把每只口袋翻给他看，不必采取强制手段。何况监禁一个半月之后，我还能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警察局里是怎么回事。”肩上有穗带的军官扬扬得意地笑笑说。

值班军官也露出了讥刺的微笑，然而他们还是吩咐宪兵，只要我把全部东西掏出口袋，让他们看一下就成。

“请把您的烟草倒在桌上。”那个表示抱歉的军官说。

我的烟袋里有一把铅笔刀和一支铅笔，用纸包着；一开头我就想到了它们，一边跟军官谈话，一边玩弄烟袋，直到小刀落进我的手掌为止；我在布袋外把它捏住，大胆把烟倒在桌上，宪兵又把它倒回袋中。小刀和铅笔保存下来了——肩上有穗带的军官瞧不起公开的警察，这对他是个教训。

这件事使我沾沾自喜，我便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观察我的新居。

这些僧侣的隐修室深入地下，是三百年前建造的，现在成了世俗的政治犯的隐修室。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但没有褥垫，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大杯水，椅旁有一个大铜烛台，点着一支细细的油脂蜡烛。屋里潮气袭人，寒冷彻骨。军官关照把炉火生起来，然后大家走了。宪兵答应送些干草给我，我暂时便用大衣当枕头，躺在空空的床上抽烟斗。

过了一会儿，我便发现天花板上爬满了蟑螂。它们好久没见到灯光，现在从四面八方向亮处汇集，挤来挤去，乱作一团，有的掉到了桌上，慌慌张张在桌边乱窜。

我不喜欢蟑螂，正如不欢迎一切不速之客一样。我的这些邻居叫我非常讨厌，但又无可奈何——对蟑螂生气是没有用的，只能安心住下。幸而过了两三天，它们都爬过板壁，去跟宪兵做伴了，因为他那儿暖和一些，我这儿只是偶尔光顾一下，一只两只的，动几下触须，马上又退回隔壁取暖了。

我向宪兵提了几次，他还是把炉门关着。我觉得很不好受，头脑昏昏沉沉的，想下床敲宪兵的门；我确实站了起来，但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

……我苏醒时躺在地上，头痛得厉害。一个高高的白发宪兵反抄着手，站在旁边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仿佛那种青铜工艺品中注视着乌龟的狗。

“先生，煤气把您熏坏了，”他见我醒来便说，“我给您拿了点姜和盐来，还有克瓦斯；我已经给您嗅过盐了，现在喝克瓦斯吧。”

我喝了，他把我扶到床上。我觉得屋里太闷，窗是双层的，又没气窗。宪兵上办公室要求让我到院子里走走；值班军官命令转告我，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只得留在有煤气的屋子里。

在克鲁季茨兵营，我也很快习惯了，每天学一点意大利语法，看看闲书。起先管理相当严格，晚上九点，最后一遍号音一响，宪兵就进房来灭了蜡烛，关了门，上了锁。从十点到次晨八点，我只能坐在黑暗中。我从来不能睡很久，狱中没有任何活动，四小时睡眠已绰绰有余。这没有烛光的漫漫长夜是多大的惩罚啊！何况走廊两头的哨兵每隔一刻钟，总要拉长嗓音，大声互相呼叫：“听—听—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