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

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然而闲话少说，我们的案子侦查得怎样，进行得怎样了呢？

新委员会像老委员会一样，对案件感到棘手。警察监视了我们很久，但操之过急，热心过头，等不及掌握确凿证据便下手捉人，结果干了傻事。他们派了个退伍军官斯卡里亚特卡来引诱我们上钩，搜集材料。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了，但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疏远了他。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学生，不如我们谨慎，但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任何重要联系。

一个学生为了庆祝自己大学毕业，在1834年6月24日设宴招待他的朋友。我们不仅没有一人参加，而且没有人被邀请。这些年轻人喝多了酒，便开始胡闹，跳玛祖卡舞，还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国大皇帝，

一命归西天；

医生动手术，

剥开他肚皮。

全国办丧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个？

康斯坦丁丑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间事；

奏折写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读奏折，

发了慈悲心；

送来尼古拉，

一个大坏蛋。

晚上，斯卡里亚特卡忽然想起，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编了个故事，说他刚卖掉马，占了便宜，想请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应开十二瓶香槟招待这些大学生。大家去了，香槟也开了，主人喝得摇摇晃晃，提议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唱到一半，门开了，齐恩斯基带着警察走进了屋子。这一切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时也是失败的。

警察想捉我们，只得捕风捉影，捏造罪证，从五六个人的案子株连了二十个无辜的人。

俄国警察是不怕丢脸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们被捕了，理由是跟宴会事件有关。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萨京的信，在萨京家查到了奥加辽夫的信，在奥加辽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还是不得要领。初审毫无结果。皇上对第二个委员会寄托了极大希望，从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之一亚·费·戈利岑来当审判官。

这号人物在俄国也是不多的。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三厅的著名头子莫尔德维诺夫2，维尔诺大学校长佩利坎3，几个日耳曼族官员和卖身投靠的波兰人4。

但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异端审判庭，却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作它的首席法官。斯塔阿尔是心直口快的军人，勇敢的老将，他分析了案情，发现它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庆祝宴会的案件，有关人员应由警察给予惩处；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被捕的，他们的全部罪证不过是一些尚未明确表示过的意见，根据这些定罪是困难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尔的观点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驳。他们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老将军一怒之下，用军刀捶着地板，说道：

“我看您与其荼毒生灵，不如奏请皇上封闭所有的中学和大学，免得其他人继续受害。您可以随心所欲乱干，但我不能跟着您造孽，我的脚绝不再踏进委员会。”

说完，老头儿就匆匆离开了大厅。

这件事当天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早晨当司令去汇报时，皇上问他为什么不愿再涉足委员会？斯塔阿尔讲了理由。

“真是废话，”皇帝反驳道。“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吗？我希望你照旧到委员会去。”

“皇上，”斯塔阿尔回答，“请怜惜我的白发吧，我活到这年纪没有一个污点。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年都属于陛下。但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我的良心反对委员会中所干的事。”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告退了，从此没再踏进委员会。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古拉的性格。他怎么会没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认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军，功绩累累的老臣，这么不肯让步，要求顾全他的名誉，那么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无问题的。至少应该把戈利岑召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他的面说清案情。他不这么做，却下令对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一走，委员会里只剩了敌视被告的人，而碌碌无能的谢·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这个老头子在工作九个月之后，还是像九个月前开始的那天一样，对案情一无所知。他始终保持着庄严的沉默，极少提出意见，每次审问结束，照例问一声：

“可以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气活现地对受审者说：“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