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4/7页）

老头儿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平时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裤子，黑丝袜，带扣的鞋子，仿佛刚从18世纪的舞台上走下来。他便穿了这身“大礼服”参加婚丧喜庆，也穿了它在北纬五十九度的惬意天气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羁押站访问一次，探望即将出发的流放犯人。他凭监狱医师的身份可以接近他们，为他们检查身体，而且每次都要带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饼干、橙子和苹果，分给女犯人。这引起了慈悲为怀的太太们的不满和愤慨，她们怕善举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舍太多，超过了免于冻死饿死的需要。

但哈兹是不容易说服的，他温顺地听完了对“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的谴责，搓搓手说：“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从您的话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哈兹住在医院里。饭前，有个病人来找他看病。看完病，哈兹进诊室去开药方，回来时发现病人走了，放在桌上的银餐具已不翼而飞。他把看门的兵叫来，问他除了病人，有没有别人来过？看门的猜到出了什么事，马上奔到外面，过一会儿带了餐具和病人回来了。这是他在医院的另一个卫兵帮助下抓到的。小偷跪在地上，求医师饶恕。哈兹有些不好意思了。

“去叫警察。”他对一个看门的讲。“你呢，马上把文书叫来。”

看门的抓到了小偷，扬扬得意，马上兴冲冲走了。哈兹趁他们不在，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了我，想偷东西，上帝会惩罚你……但是现在，你赶快从后门逃走，趁卫兵还没回来……喂，等一下，可能你没有钱，这是半个卢布；今后你要弃恶从善，你可以逃过警察，但不能逃过上帝！”

这件事连他的家人也群起反对，但不可救药的大夫有他自己的理由：

“偷窃是很大的罪恶，但我了解警察，知道他们怎么折磨犯人——逼供拷打，无所不为。把别人送去鞭打，这是更大得多的罪恶。况且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行为会感动他的心灵！”

家人们摇摇头说：“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13”；慈悲为怀的太太们说：“这人正直无私，但是这儿有些毛病14”，说着指指头脑。可是哈兹搓搓手，仍我行我素。

……索科洛夫斯基刚讲完他那些小故事，其他人又一下子开始了，仿佛我们刚从各地旅行回来，有着说不完的新闻、笑料和俏皮话。

萨京肉体上受的苦比别人多，他瘦了，头发脱落了一部分。我们被捕时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听到消息，他赶紧回莫斯科，免得宪兵光临，吓坏他的母亲。半路上他患了感冒，抵家时正发高烧。警察来找他，他在床上昏迷不醒，没法带往警察局，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站了一名警察，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警官，既像狱卒，又像护士。因此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这个人窥探的目光，便是那个人喝醉的嘴脸。

冬天开始后，他被送进了列福特军医院，然而犯人住的秘密病房已没有一间空的，但是这种事是不值得多费周折的，病人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隔出了一个角落，派了岗哨。石板棚里冬季的气温是可想而知的，连哨兵也在夜里着凉病了，只得躲在走廊的炉边取暖，要求萨京别把这事告诉值日的军官。

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给萨京换了房间——在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我们还没把各人的经历讲完一半，听完一半，副官们突然忙乱起来，警备队的军官个个挺直了身子，警官们也整装肃立；门庄重地开了，矮小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礼服，肩披绶带，走进了屋子；齐恩斯基穿上了侍卫官制服，甚至奥兰斯基秘书也为今天的盛会穿了一套浅绿色军便服。城防司令当然没有到场。

这时嘻嘻哈哈的谈笑声正响成一片，秘书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厅中央宣称，高声谈话，特别是笑闹，这对我们即将恭听的圣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为。

门都打开了。军官们把我们互相隔开，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索科洛夫斯基，画家乌特金15和军官伊巴耶夫16；第二部分是我们；第三部分是其他人。

判决首先是针对第一类人——它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在侮辱皇上的罪名下被判处送往施吕瑟尔堡终身监禁。

三个人都英勇地听完了这野蛮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