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5/7页）

奥兰斯基装模作样、一板一眼地读着，读到因侮辱皇上及至高无上的皇室……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向他指出：

“且慢，我从来没有侮辱过皇室。”

在他的文稿中，除了诗歌，还发现了几个乱涂的字，是模仿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17的笔迹写的批示，故意把拼法写错了。这也成了他的罪行。

齐恩斯基为了表示，他也可能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宣判之后，对索科洛夫斯基说道：

“您以前进过施吕瑟尔堡吧？”

“那是去年的事，”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回答他，“仿佛我已经有了预兆，我在那儿喝了一瓶马德拉酒。”

两年以后，乌特金瘐死在牢房中了。索科洛夫斯基给送往高加索时已奄奄一息，他死在皮亚季戈尔斯克。仅剩的一点羞耻心和良心使政府在两人死后把第三个人送往了彼尔姆县。伊巴耶夫是病死的，他成了神秘主义者。

乌特金在审讯记录上的签名是“囚禁狱中的自由画家”。他已四十来岁，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有正义感，容易冲动，在委员会中说话不知检点，对各位委员老爷态度生硬、粗暴。因此他被关在潮湿的地窖中，受尽折磨，那儿的墙壁是经常滴水的。

伊巴耶夫判刑比别人重，只是因为他戴着肩章。如果他不是军官，他绝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酒宴，看来也像别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但应该不比别人唱得多，也不比别人唱得响。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嗓门，诚惶诚恐地开始宣读圣旨。它是这么表达的：皇上审阅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注意到罪犯们的年轻无知，下旨免除对我们的法庭审理，向我们宣告：我们唱了叛逆的诗歌，凌辱了皇上，按法应予处死，即使从轻发落，也应终生流放从事苦役。但皇上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决定对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对罪情较重者则采取感化办法，无限期送往边远省份担任文职工作，由当地长官管教。

这所谓罪情较重者一共六人：奥加辽夫，萨京，拉赫京18，奥博连斯基，索罗金19和我。指定我去彼尔姆。在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实并未被捕。他接到通知来听宣判，以为是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看到别人受罚而痛改前非。据说，戈利岑公爵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因为恨他的妻子，才照顾他沾了这个光。他身体虚弱，过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了。他字斟句酌，用罗蒙诺索夫的章法向我们宣告，多亏委员会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贵人替我们说情，皇上的仁慈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舒宾斯基认为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对公爵感恩戴德，谁知我们毫无反应。

几个免除处分的人点了点头，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们。

我们站着，抄起了手，对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无感激的表示。

于是舒宾斯基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对奥加辽夫说道：

“您去奔萨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公爵奏请皇上，把您派在这个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边，让他多少减轻一点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击。难道您不应该感谢公爵吗？”

没有办法，奥加辽夫只得微微鞠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使那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他接着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两步，抱定神圣的宗旨，不论他和舒宾斯基怎么花言巧语，我决不道谢。何况我流放的地点比谁都远，又是一个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没睬他。公爵有些尴尬，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又道：

“我在那里有个庄园。”

“您有话托我转告您的管家吗？”我笑了笑，问他道。

“我不会托您这样的人办任何事情的，您是烧炭党20人呐。”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来的吧？”

“现在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插口道。

“对不起，”我反对道，“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员会里，您对我说，我与酒宴的案子无关，现在判决书却把我定为这案子的罪犯之一。这大概搞错了。”

“您想推翻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着重说。“当心，别从彼尔姆给调到另一个更坏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话记录在案。”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决书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因此我反对的是各位的报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请公爵作证，委员会从未向我查询过酒宴和诗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