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2/7页）

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题分两类。一类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奥兰斯基秘书的说法，就是那些“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种贯穿着圣西门的危险学说的革命言论”。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其实也不是问题。在查获的文件和信函上，我们的观点已和盘托出，因此问题无非是要确定一些具体的事实：这信是某人所写，或写的是这几行吗？但委员会却节外生枝，对摘录的每句话都要求作出说明：“您如何解释您信中如下一段话？”

当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的答复写得模棱两可，空空洞洞。在一封信中，秘书找出了这么一句话：“一切宪章都毫无用处，这是主人与奴隶订立的契约；问题不在于改善奴隶的处境，而在于应该没有奴隶。”我必须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于是我答道，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要替立宪制政府辩护，如果我替它辩护，那才是应该受处分的。

“对立宪制的攻击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种神经质的嘶哑嗓音说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进行抨击，否则您就不会提到奴隶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是犯了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样的错误，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称作奴隶。”

小戈利岑听到这讽刺性的回答，气得暴跳如雷，对我说道：

“您大概以为，我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进行烦琐的辩论，以为您是在为您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吧？”

“那么您要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呢？”

“您装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这些人全是顽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说，耸耸肩膀，看了一眼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跟奥加辽夫一模一样。”庸碌无能的主席最后说。

审讯暂停了。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藏书室中进行审问的，我回头看看书橱，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5的回忆录。

“瞧，”我转身对主席说，“多么不公平啊！我为了圣西门主义受审问，您公爵却藏着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于这位老好人从来不读书，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对阴险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难道没有看到，这是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点点头，意思是“老弟，你弄错了吧？”然后说道：“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听到主席在问：

“您给我看的那篇关于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舒宾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还是有些才能的6。”主席说。

“那更坏。毒药在狡黠的人手里更危险，”小戈利岑接口道，“这是个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包含在这句话中。

附带讲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搜查奥加辽夫的信件和书籍时，把梯也尔7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后来又发现了一本……又发现了第三本……第八本。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的天！这么多革命的书……瞧，又是一本。”一边说，一边把居维叶的《地球表面灾变论》8交给警官。

另一类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他们施展了警察的各种阴谋诡计，侦查机关的欺诈伎俩，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矛盾；或者暗示别人已经招认，进行各种精神折磨。这些情形不值得细谈，只需说明，我们共四个人9，尽管他们耍尽花招，还是没找到一个当面对质的题目。

拿到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独自坐在我们写供词的小房间中。突然门开了，小戈利岑走了进来，装出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悯人的脸色。

“在您写完自己的供词以前，我想跟您谈一下，”他说，“先父与令尊相识多年，我们可算得世交了，我不得不对您特别关心。您还年轻，前程远大；因此您必须摆脱这个案件……幸好这全在于您。您被捕后，令尊万分惦念，如今仍抱着希望，但愿您能获得释放。我刚才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商量过，他也极愿成全您；请您为我们的帮助创造一些条件。”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意图，不觉心头火起，恨恨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道：

“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当兵或者坐牢，同时也会害死令尊，他看到您穿上灰大衣，会一天也活不成的。”

我想开口，可他拦住了我。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请您耐心一些。您有反对政府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让皇上的仁慈降临到您的身上，我们需要有您真心悔改的证据。您拒不承认一切，回避答复问题，出于虚伪的正义感保护别人，但是这些人我们知道得比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