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一章（第3/4页）

“那个摩尔达维亚女人呢？”我问，“真的淹死了不成？”

“淹死啦。”宪兵回答。

我有些吃惊，看了一眼他那幼稚无知、满不在乎的脸色——老宪兵始终是带着这副神情讲这故事的。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或者第一次想到了她，为了安慰我，也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又说道：

“这婆娘是异教徒，没受过洗礼，这种人就是这样。”

每逢皇家节日，宪兵可以领到一杯伏特加。司务长答应菲利蒙诺夫接连五六次不领，然后一下子把五六份一起领。菲利蒙诺夫把少领的杯数记在木牌上，到了最重要的节日，便全部领来。他把伏特加倒进一只大碗，把面包捻碎，泡在酒里，用汤匙舀了喝。喝完酒，他又开始吸烟，那只烟斗大大的，柄却小小的，烟叶辣得呛人，是他自己切碎制作的，因此他俏皮地称它“自切卫生烟”。他躺在狭窄的窗台上（士兵房间里是没有椅子的），把身子蜷成一团，一边吸烟，一边唱歌：

姑娘们来到草坪上哟，

绿草如茵哟红花似锦。

随着他酒醉的程度，他会改变这些字的声音，唱到最后就睡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负过两次伤，还能这么喝酒，这要有多么强壮的体格啊！

这种兵营的情景有些像沃弗尔曼和卡洛4的佛兰德斯派风俗画，这些狱中闲话也是一切丧失自由的囚徒都能回想得起的，但是在我搁笔之前，我还得就这儿的军官们谈几句话。

他们中间大部分是相当善良的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一些世家子弟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够，又无财产和谋生手段，找不到其他职业，只得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我看都不是自觉的——当然，副官不在此例，他们正是因此才当上了副官。

军官们跟我熟悉以后，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给我一些小小的优待和方便；抱怨他们是不应该的。

一个青年军官讲给我听，1831年他接到一项任务，要捉拿一个潜伏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5。他的罪名是与波兰政府的密使6有联系。军官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获悉了地主隐藏的地点，率领一队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团团围住，带着两名宪兵进屋。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

“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只得问道：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

“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接着道：“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怎么想，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在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他，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真有这种事！”

……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是世界上最没见识、最不人道的事。名称是个可怕的东西。让·保尔·里希特尔7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您把他定为骗子，这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我们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但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前进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我是讨厌的。这样做的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自私自利的人，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必要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在肮脏的底层正如鱼得水，不像别人是失足掉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