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第3/7页）

……大约过了一刻钟，我们已上了岸，站在喀山城墙边，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哆嗦。我一看见酒店，便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盘煎鸡蛋，这才前往驿站。

农村和小城市的驿站，有房间供客商寄宿。在大城市，大家住旅馆，驿站没地方给旅客住。我给带到驿站办公室，站长让我看他的房间，里边住着女人孩子，一个老头儿病在床上，连换衣服的角落也找不到。我写了封信给宪兵将军，要求他安排一个房间，哪里都行，供我取暖和烤干衣服。

过了一小时，宪兵回复我，阿普拉克辛伯爵已下令安排房间。我等了两个来小时，毫无动静。我又派宪兵去问。他带回的答复是：将军把这事交代波尔上校办理，但波尔上校这时正在贵族俱乐部打牌，房间只能明天安排。

这简直是蛮不讲理，我又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伯爵，要求让我立刻动身，我说我在下一站可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伯爵大人已经安歇，信得留待明天早晨呈报。没法可想了；我脱下湿衣服，裹着站长的大衣，睡在邮政局的办公桌上，用一本厚书垫几件内衣代替枕头。

早晨，我派人去拿早饭。官吏们陆续到了。总务请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不大好，他个人倒无所谓，但可能引起邮政局长的不满。

我跟他打趣道，逐客令只能驱逐有权外出的人，无权外出的人不得不在此吃喝……

第二天阿普拉克辛伯爵批准我在喀山停留三天，住在旅馆里。

这三天我和宪兵在城中闲逛。遮面纱的鞑靼妇女，她们的大颧骨丈夫，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挨着东正教的礼拜堂，一切都带有亚洲和东方的情调。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可以感到与莫斯科相隔不远，在这里就不同了。

……到了彼尔姆，我直接给带去见省长。他府上宾客云集，原来这是他女儿与一个军官成亲的日子。他叫我进去，我还没脱下路上穿的肮脏衣服，只得带着满身泥土和灰尘，出现在彼尔姆的全体绅士淑女面前。省长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命我过几天再找他，到时候他会给我安排职务。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并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说还比较温和。他不露声色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觉地积钱，宦囊虽不丰富，却也足够养老了。

为了某种不明原由的监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体住在彼尔姆的流放人员，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衔了烟斗，拿了名单，检查是否全部到齐，如果谁没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后几乎什么话也不讲，便解散了。由于这样，我在他的客厅中认识了所有他不准我认识的波兰人。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然而这是在西伯利亚边陲的小城市中，我毫无生活经验，对未来所要面对的环境也一无所知。

我从家门走进教室的门，又从教室走进友谊的圈子——读书，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后来进了监狱，那与世隔绝的监狱。我与生活的实际接触是在这儿，在乌拉尔山麓开始的。

这生活马上在我眼前展开了。我到达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门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领进一所宽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要几间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还是非要我进屋不可。

主妇把我让到沙发上，听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便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勃里特先生没有？我回说，连这样的姓我都从未听说过。

“怎么，你没听到过卡勃里特？”老太婆说，又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爷，他在这儿当过副省长呢。”

“可我九个月前已进了监狱，也许因此才没听到他。”我笑笑说。

“大概是这个缘故了。那么，少爷，你是要租房子的？”

“这房子太大，实在太大，我已经对老总讲过了。”

“宽敞一点不是坏事。”

“话是不错，可宽敞就得付宽敞的钱呐。”

“先生，谁对你讲过我的价钱啦，我还没开口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么大的房子租金不会便宜。”

“你肯出多少钱呢？”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纸卢布。

“好，这就够了，我的好先生，你吩咐把箱子什么搬来吧。请喝一杯特内里费葡萄酒。”

我觉得房租便宜得奇怪，租了房子，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

“对不起，我从来不养牛。”我回答，她的问题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受了侮辱。

“哦，那我可以供应你鲜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