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四章（第6/8页）

秋法耶夫是单身，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了。但是在省长公馆的后院，他故意半公开地养着一个姘妇，这是他的厨师的老婆，厨师只因为是她的丈夫，给遣送到了乡下。她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忠于省长，即怕他陷害的官员，都成了“红极一时”的厨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他们的太太小姐们虽不声张，却经常在夜间偷偷拜访她。这位姘妇继承了她一位飞黄腾达的前辈——波将金的衣钵，掌握了一种手腕：她了解老头儿的性子，担心失宠，因此主动为他物色并不危险的对手。老头儿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来报答这种俯就的爱，两人因而相处得融洽无间。

秋法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政府办公，诗的生活开始于三点钟。晚餐对他不是一件小事。他讲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进膳。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饮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会闷闷不乐；如果只有两人，他会感到不幸；如果一个也没有，他就近乎绝望，只得到杜尔西内娅19屋里与她对酌。找一些客人，把他们的肚子填饱，这不是难事，但他的官场身份和下级对他的畏惧，使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饭馆。他的座上客只能限于高级文官，机关首长之类，而这些人半数与他争吵过，不能获得他的好感；此外就只是稀有的过路旅客，富商巨贾，包税人，以及具备某种“资格”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图引进大选中的那类角色。20理所当然，我是维亚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思想问题”被放逐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从来不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凡人。外省对“危险分子”发生兴趣，正如妇女对著名的洛弗莱斯21，男人对交际花感到兴趣一样，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阔佬，见了他们赶紧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却不是这样。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极高声誉。官员们每到新年，首先登门拜访尤什涅夫斯基22的遗孀。枢密官托尔斯泰23视察西伯利亚时，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搜集材料，用这些材料检察官员们呈送的报告。

米尼赫24坐在佩雷姆的塔楼里，指挥托博尔斯克的省政。凡有重大事务，省长们都得登门向他求教。

老百姓对流放者更少敌意，他们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

谈到流放者，顺便说一下，过了尼日尼，就会遇到流放的波兰人，过了喀山，他们的人数便迅速增加。在彼尔姆有四十来个，在维亚特卡不少于此数。此外，每一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完全与俄国人隔绝，与居民不发生任何瓜葛；但他们自己彼此极为融洽，贫富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亲如手足。

我看到，当地居民对他们既不抱敌意，也没有特殊的好感，只是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外地人——这也难怪，他们几乎没有一人懂得俄语。

一个固执的萨尔马特老人25（他曾在波尼亚托夫斯基26手下当过枪骑兵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一部分军事行动）1837年获得批准返回自己在立陶宛的庄园。动身前夕，老头儿邀请我与几个波兰人一起用饭。饭后，这位骑兵军官擎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拥抱着我，用军人的直爽态度在我耳边说道：“为什么您是俄国人啊？！”我没有回答什么，但这句话却深印在我的心中。我明白，这一代人是不可能解放波兰的。

从科纳尔斯基27开始，波兰人已完全改变了对俄国人的看法。

一般说，流放的波兰移民没有受到欺压，但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物质状况是可怕的。政府发给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纸卢布，这点钱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费。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尔斯克，可以靠教书、开音乐会、在舞会上演奏、画肖像、办舞蹈训练班等等，多少挣些钱。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这些办法就行不通了。尽管这样，他们从不向俄国人乞求任何东西。

被秋法耶夫请到他那西伯利亚式酒席上吃大鱼大肉，对我是一种真正的惩罚。他的餐厅与他的办公厅是一路货色，只是形式不同，少脏一些，但更鄙俗，因为它披上了一件亲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对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们，有时甚至翻脸不认人，通常对他们的态度也像主人对自己的狗一样：有时过分亲热，有时又蛮不讲理，失去一切分寸。尽管这样，他还是邀请他们吃饭，而他们怀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里低声下气，吹牛拍马，巴结奉承，赔尽笑脸，真是丑态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