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2/11页）

亚历山大震动了，转身对当时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那么，请准许我把他带回家中。”米洛拉多维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儿待到了案件结束。

佩斯捷利几乎经常住在彼得堡。大家知道，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也是住在罗马的。他靠他的在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靠瓜分赃款，可以防止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6。国务会议利用亚历山大去维罗纳或亚琛7的机会，聪明而公正地决定，由于密告涉及西伯利亚，应把案件移交佩斯捷利查明处理，好在他在这儿。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8和另外一两个人，反对这意见。案件送到了参政院。

参政院对高级官员的案子包庇纵容，从不秉公办理，它保护了佩斯捷利，却把托博尔斯克省民政长官特列斯金削职流放，剥夺了贵族称号。佩斯捷利只是罢官了事。

佩斯捷利之后，托博尔斯克来了个卡普采维奇9，他出自阿拉克切耶夫门下，生得瘦瘦的，脾气急躁，天生是个暴君，又在军队中干了一辈子，是一个办事卖力，不知疲倦的人。他把一切纳入军事体制，宣布这是他的最高职责，其余日常事务则交给手下一班强盗处理。1824年，皇上想访问托博尔斯克。彼尔姆省有一条出色的大路，一向是车马来往的交通要道，大概土质本来就很结实。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内照样赶造了一条，通往托博尔斯克。当时春寒料峭，道路泥泞不堪，他却驱使数千民工修路；村庄不论远近，都得派工。结果疾病流行，民工死了一半，但是“忠贞之心胜过一切”，路还是修通了。

东西伯利亚当局更是荒谬绝伦，什么也不管。这地方实在太远，与彼得堡简直音信不通。在伊尔库茨克，布罗涅夫斯基总督每逢出外“散步”，总要鸣放礼炮，以壮观瞻。另一位总督穿了全套法衣，与大主教一起在家举行祈祷，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前者的胡闹和后者的虔信，都不如佩斯捷利的封锁消息和卡普采维奇的励精图治那么有害。

西伯利亚治理得如此糟糕，确实可惜。总督的人选特别令人遗憾。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10怎样，他的聪明才干是有名的；其他人完全不称职。西伯利亚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地窖，那里藏着不少黄金、皮毛和其他财富，然而它寒冷，遍地冰雪，缺乏生活资料，没有沟通各地的道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的。

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做一切都靠暴力，靠棍棒，不可能赋予西伯利亚以生命力，使它以美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我们会看到，当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时，情况会变得多么不同。

我早已说过，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11在这个未来中，西伯利亚这块处在太平洋、南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土地，它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当然，西伯利亚必须面向中国边境。有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地，在别廖佐夫和雅库茨克就不会真的感到寒风凛冽，冷得发抖了。

西伯利亚俄国居民本身的特点，就具备了另一种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西伯利亚种族是体魄健康、身材魁梧、聪明而非常正直的。移民流放犯的子弟也成了西伯利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地主的权力。在西伯利亚没有封建贵族，在城市里也没有特权阶级。代表政权的文武官员，与其说像贵族，不如说像征服者派驻这儿的敌军警备部队。辽阔的区域拯救了农民，使他们不必经常与官吏接触；金钱拯救了商人，使他们可以藐视西伯利亚的官吏，表面上对他们百依百顺，实际上看透了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管理民政事务的掌柜。

尚武精神对西伯利亚人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习惯于危险，习惯于机动灵活，使西伯利亚农民比大俄罗斯人更具有英雄气概，更能随机应变，更多反抗精神。由于教堂遥远，他们的头脑比在俄国更容易摆脱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是冷淡的，大多数是分裂派教徒12。有些偏僻的村庄，神父一年只去两三次，在那里成批地施洗礼，主持葬仪和婚礼，听取忏悔。

乌拉尔山脉这边，一切还比较平静，尽管这样，几年来我奔走在省长的办公厅和餐厅中，仍听到了不少贪官污吏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如果要写，这是罄竹难书的。

一天，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与我谈天，谈到高兴处便说道：“哦，我的前任局长才了不起呢，真是一位教授。当然，人人可以这么过活，但是你得天生有这能耐呵。这个人可算得出类拔萃，是我们中间的谢斯拉温和菲格纳13。”这个瘸腿少校是因负伤升任警察局长的，他想起光荣的前任，连眼睛都发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