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在这些畸形的和猥琐的、卑鄙的和丑恶的人物和场面、事件与标题之间，在这些森严的衙门和官僚的天地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忧郁而高尚的形象，这人是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下毁灭的。

沙皇的魔掌不仅把天才的作品掐死在摇篮中，不仅葬送了艺术家的创作才华，把他送进法律的罗网和警察的陷阱，而且企图在剥夺最后一块面包的同时，污蔑他清白的声誉，加上贪污盗窃的罪名。

摧残和侮辱了亚·拉·维特贝格之后，尼古拉又把他流放到了维亚特卡。我便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两年半中，我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朝夕相处，看到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这个刚强的人怎样消沉下去，成为衙门和兵营的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这个专制统治麻木不仁，是用招兵的尺码和公文的标准衡量世上的一切的。

不能说他毫不反抗，坐以待毙，他倔强地挣扎了整整十年；流放出来时，他还抱着战胜敌人的希望，想证明自己无罪，总之，那时他还准备战斗，他有他的计划和意图。但是在这里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也许，他对这个发现本可处之泰然，但是他的身边站着妻子儿女，而前途只是遥遥无期的流放，贫困和饥馑，于是维特贝格的头发一天天迅速变白了，人也一天天迅速衰老了。两年后，我离开维亚特卡与他分手时，他至少老了十年。

这里要讲的就是他漫长的苦难史。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自己对拿破仑的胜利，荣誉成了他的负担，他公开把它归功于上帝的恩赐。神秘主义和阴暗心理从来就是他的主要倾向——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的谴责1。在对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这种倾向在他身上更是加强了。

当“最后一名敌兵走出国界”时，亚历山大颁布诏书，许愿要在莫斯科为救世主建造一座大神庙。

全国各地都在征求图样，规定了大笔赏金。

维特贝格当时是青年艺术家，刚从学校毕业，得了绘画科的金质奖章。他的祖先是瑞典人，但他出生在俄国，起先在采矿武备学校读书。他热情洋溢，性情古怪，倾向神秘主义。读了诏书和征求图样的公告之后，他丢下一切事务，日日夜夜在彼得堡街头踯躅，一个思想折磨着他，它比他更强大，不让他安静；于是他关上门，坐在房间里，拿起铅笔伏案工作了。

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构思告诉任何人。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到了莫斯科，专门考察这个城市和周围的地形，然后又继续工作，几个月中没人看到他，他也没向人透露自己的图样。

征稿评比的时间到了。图样很多，还有从意大利和德国送来的，我们的院士们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这个年轻的无名小卒也与其他人一起呈上了图纸。过了几个礼拜，皇帝才开始审阅图样。这是沙漠中的四十天，考验、疑虑和焦急等待的日子。

维特贝格那充满宗教诗意的宏伟设计，震惊了亚历山大。他站在它面前，第一次开口询问设计图的作者。拆开密封的纸条，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美术学院学生的姓名。

亚历山大想见见维特贝格。他与美术家作了长谈。他那朝气蓬勃、天才横溢的议论，那充满在心头的真实灵感，那信念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在都打中了皇帝的心。“你是在用石头讲话。”他说，重又端详图样。

当天图样就得到了批准，维特贝格被任命为神庙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没有想到，他给艺术家戴上的不仅是一顶桂冠，也是一顶荆冠。

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术那么接近神秘主义；它是抽象的，像几何图形，又是无声的音乐，恬淡冷静，以各种象征、形象和暗示为生命。简单的线条，它们的和谐组合，节奏，数量的对比，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同时也是不完整的感觉。房屋或庙宇与塑像或绘画，诗或交响乐不同，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目的；建筑物需要有居住者，它是规划、清理出来的场所，一个环境，像乌龟的背甲，软体动物的贝壳，它的任务正是在于为精神、目的、居住者服务，正如甲壳之于乌龟相同。神庙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屋基和房顶，必须反映它所供奉的神，正如颅骨上必然反映出大脑的曲折沟纹。

埃及人的寺庙是他们的经书。方尖碑是大路上的布道坛。

所罗门2的神殿是一部石造的《圣经》，正如圣彼得大教堂3是背离天主教的建筑标记，尘世生活的起点，人类还俗的开始。

寺庙建筑本身始终伴随着神秘的仪式、各种寓意和奥妙莫测的奉献精神。因此中世纪的建筑业者自封为某种特殊的圣徒，所罗门神殿建造者的继承人；他们组成了石工的秘密社团，后来它便发展成共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