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六章（第4/7页）

我与维特贝格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两年，直到离开维亚特卡，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家庭经常处在饥寒交迫中。

为了说明这案件和俄国的类似情况，我要引用两个细节，它们是我记得特别牢的。

维特贝格为工程需要，向商人洛巴诺夫买了一片树林。开始砍伐前，维特贝格发现了另一片树林，也是洛巴诺夫的，更靠近河道，因此提议把神庙已买下的那片树林换这片树林，商人同意了。树砍下了，木材运走了。后来又需要一片树林，维特贝格把第一片树林重新买下了。这就是所谓一片树林购买两次的著名罪状。可怜的洛巴诺夫因此入狱，死在牢里。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维特贝格为神庙收购领地。他的想法是，地主的农奴随同土地一起买进之后，可为神庙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农民和他们的乡村也因而获得了自由，可笑那些披上了法官衣衫的地主老爷却认为，这是他在推行奴役制度！

顺便说一下，维特贝格想向我父亲买鲁兹县的一块田地，它在莫斯科河边。村里发现了大理石，维特贝格要求让他作一次地质勘察，以便确定它的蕴藏量。我父亲同意后，维特贝格回彼得堡了。

过了三个月，我的父亲得悉，开采工作已在大规模进行，以致农民的秋播地上堆满了大理石；他提出了抗议，没有人听。双方争持不下，开始了诉讼。起先，大家想把全部责任推给维特贝格，但不幸发现他从未发过任何指示，一切都是他不在的时候委员会干的。

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出乎大家意外，最高法院的判决还相当符合情理：开采的石块归地主所有，作为对被压坏的田地的赔偿。国家花在采石上的人工和费用，达到十万卢布纸币，这笔钱由签订工程合同的人负担。在合同上签字的有：戈利岑公爵17、菲拉列特和库什尼科夫。当然，他们不服，大叫大嚷。事情闹到了皇帝那里。

他有自己的法律观点。他豁免了负责人的罚款，按照印在最高法院简报上的他的批示的说法，这是因为“签字一事，各位委员并不知情”。这真是皇恩浩荡，可敬得很；假定说，总主教按职务而言应该绝对服从，那么其他两位大员对这种恩赏，为什么也缄口不言呢？

只是从哪里去弄这十万现钞呢？据说，国家财富是火烧不掉，水淹不没的——但是我们不妨加上一句：它是可以被盗窃一空的。然而不必担忧，一位侍从将军立即赶往莫斯科处理这问题了。

斯特列卡洛夫只花了几天工夫，就把一切调查清楚，理出了头绪，平息了争端，了结了案件：用地主土地上开采的石块抵充开采费用，如果地主想保留这些石块，应交纳十万卢布。对地主的特别补偿并无必要，因为他的领地已因发现新资源（要知道，这是宝藏呀！）而提高了价值；至于农民遭到破坏的庄稼，那么按照彼得一世颁布的关于水淹的牧场和踩坏的刈草地的规定，一俄亩发给若干戈比。

在这个案件中，实际受到处罚的是我父亲。不用说，开采大理石这件事，责任仍落在维特贝格身上。

……维特贝格流放后过了两年，维亚特卡的商人打算造一座新教堂。

为了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物上扼杀任何独立精神、个性、幻想和自由，尼古拉颁布了一整本钦定的教堂正面图样。谁想修建教堂，只能从官方的图样中选择一种。据说，他还禁止编写俄国歌剧，因为连他的第三厅的侍从武官利沃夫18写的歌剧，也一点不合他的意。但这还不够，他应该颁布一部钦定的曲调大全。

维亚特卡的商界领袖翻阅了“法定”的图样，居然有勇气不同意皇上的口味。他们呈上了自己的图样，尼古拉看后大为惊叹，批准了它，并指示省政当局，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歪曲建筑师的意图。

“这个图样是谁设计的？”他问御前大臣。

“维特贝格，陛下。”

“怎么，就是那个维特贝格？”

“就是那个人，陛下。”

这样，运气突然变了，维特贝格获得了返回莫斯科或彼得堡的许可。他要求为自己申辩，遭到了拒绝。他设计了一张成功的图样，皇上便下令让他回去，仿佛他犯的罪是有人怀疑他的艺术才能……

他在彼得堡穷得朝不保夕；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彻底失败了。他曾为此找亚·尼·戈利岑公爵协助，公爵认为不宜旧事重提，劝维特贝格向皇太子提出申请，要求经济上给予补助。他答应与茹科夫斯基19一起从中斡旋，让皇太子赏他一千银卢布。

维特贝格拒绝了。

1846年初冬，我最后一次去彼得堡，见到了维特贝格。他异常消沉；从前他对他的仇敌充满愤怒，曾得到我的赞美，现在连这种仇恨也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再为摆脱自己的困境做什么。平静的绝望伴着他度过晚年，生命力已从他身上消失。他等待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