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六章（第3/7页）

这设计是完美的，惊人的，疯狂的，正因为这样，亚历山大才选中了它，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应该付诸实施。有人说，山负担不了这座神庙。我不相信。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起美国和英国工程师的一切新技术，那种车行八分钟的隧道和链索桥等等。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1向维特贝格建议，用整块花岗石制作神庙底层的粗大圆柱。有人向伯爵指出，从芬兰运来，运费非常昂贵。

“正因为这样，才要定购这些花岗石，”他答道，“如果莫斯科河边就有花岗岩采石场，它们造的柱子就不希罕了。”

米洛拉多维奇是军人，也是诗人，因此一般说来，他懂得诗的意境。宏伟的事物需要用宏伟的材料制作。

唯独大自然的伟大是不必付出代价的。

维特贝格的清白，有些人从未怀疑过，但是他们也攻击他，因为他的主要罪状是：他，一个没有经验的艺术家，对官场内幕一窍不通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占据主任委员的位置？他应该只担任建筑师的角色。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坐在自己房间里提出这些责备是容易的。他正因为年轻，没有经验，正因为是个艺术家，才会接受这个职务；他接受是因为他的设计被采纳之后，他认为一切都很简单了；他接受是因为皇帝亲自向他提议，鼓励他，支持他。谁不会冲昏头脑呢？……那种清醒的、稳健的、有自制力的人，在哪里呢？即使有，他们也创造不出宏伟的设计图，也不可能叫“石头讲话”！

不言而喻，维特贝格遭到了一群骗子的包围，这些人把俄国看作交易所，把当官看作赚钱的买卖，把职务看作发财的捷径。不难理解，他们是在维特贝格脚下挖洞。但是要使他落进陷阱；永远爬不出来，单单盗窃还不够，还需要一些人的嫉妒，另一些人被伤害的虚荣心从旁协助。

维特贝格在委员会中的同事是：菲拉列特总主教，莫斯科总督，库什尼科夫枢密官；所有这些人一开始就因为与一个黄口小儿共事而愤愤不平，何况这小子还敢直抒己见，不留情面。

他们与其他人一起陷害他，污蔑他，最后又无动于衷地毁灭他的一生。

神秘主义大臣亚·尼·戈利岑公爵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历山大的去世，都促成了他的失败。

由于戈利岑大臣的免职，共济会，圣经会，路德派虔信主义教会，都失势了；它们本来炙手可热，在喀山以马格尼茨基12，在彼得堡以鲁尼奇13为代表，已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致野蛮的迫害，疯狂的乱舞，歇斯底里的狂叫，闹得乌烟瘴气，无奇不有。

于是粗暴、野蛮、愚昧无知的东正教乘机抬头，占了上风。它由诺夫哥罗德修士大司祭福季带头传播，这个福季与奥尔洛娃伯爵夫人14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当然不是肉体关系。著名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掐死了彼得三世，女儿想为他超度亡灵，把叶卡捷琳娜从修道院没收的无数领地15，大部分赠给了福季和他的修道院，自己也疯疯癫癫，刻苦修行。

但是，不论彼得堡政府怎样更改立国的原则，怎样变换它的教义，有一点是始终不变、贯彻到底的，这就是不公正的压制和迫害。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的暴虐，现在落到了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本人身上。昨天圣经会还是道德和宗教的支柱，受到庇护和表彰，今天却关闭了，查封了，地位一落千丈，几乎与假金币差不多；《郇山通报》16昨天还被推荐给父亲们做家庭读物，现在变得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更危险，遭到了查禁，它的发行人拉布津也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

亚·尼·戈利岑公爵的倒台连累了维特贝格，他成了众矢之的，委员会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总主教埋怨他，总督生他的气。他的答复“狂妄自大”（在他的案件中，狂妄自大是主要罪状之一），他的属员“贪污盗窃”——仿佛在俄国还有不贪污的官员。然而可能维特贝格手下那班人贪赃枉法的事更多：他从来没有管理行政机关和高级窃贼的经验。

亚历山大命令阿拉克切耶夫调查案件。他同情维特贝格，通过自己的一个亲信转告他，他相信维特贝格是正直的。

但是亚历山大死了，阿拉克切耶夫也下台了。维特贝格的案子在尼古拉统治下马上变得对他不利了。它拖了十年，荒谬到令人难以相信。刑事法庭确认的各条罪状，最高法院推翻了。刑事法庭否定的各条，最高法院却看作罪状。国务会议则认为一切罪状均属事实。皇上“享有君主的最高特权，可以赦罪，也可以减刑”，在判决书上作了批示：流放维亚特卡。

就这样，维特贝格“因非法利用亚历山大陛下之信任，使国库蒙受损失”，被撤职流放了。据说，他个人的非法所得多达百万卢布，他的田产被没收了，一切家私都被公开拍卖，有人还散布谣言，说他把大量财产转移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