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6/11页）

“老爷，有什么法子，我们太穷，钱要留着应付困难日子呢。”

“得啦，还有比这更困难的日子不成，老大爷。”我对他说道，给他斟了一杯罗姆酒。“喝吧，解解闷。”

“咱不喝。”沃恰克人回答，不眨眼地盯着酒杯，又怀疑地瞅我一眼。

“不要紧，喝吧。”

“请你自己先喝一杯。”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从省里来办事吗？”

“不，”我回答，“我是路过这儿，是上维亚特卡的。”

他一听，放心多了，向四周瞧了一下，然后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困难日子，那是指县长和神父来的时候。”

关于后者，我想讲几句话。我们的神父已一天天变得像教会的警察了，这是我们的教会学会了拜占庭唯命是从的作风，我们的皇帝在宗教事务上成了最高主教之后，必然带来的后果。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前已经受洗，另一部分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领了洗礼，还有一部分仍是异教徒。在伊丽莎白时期皈依的，大部分暗中仍信奉自己那悲苦的原始宗教。19

每隔两三年，县长或警察所长总要带了神父，到各乡视察，了解沃恰克人中谁斋戒祈祷，谁不，为什么不。他们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县长和神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证明沃恰克人没有放弃从前的异教仪式。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搜刮大量罚金，制造“困难日子”，然后一走了事，让这里一切照旧，以便过一两年带了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重演故伎。

1835年，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认为，必须使维亚特卡省皈依上帝，把车累米西族异教徒改造为东正教徒。

这个改革是俄国政府推行的一切伟大德政的典范，它粉饰门面，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然后冠冕堂皇地加以总结，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吃尽苦头。

总主教菲拉列特派了一名干练的神父去做传教士，他名叫库尔巴诺夫斯基。这人患了俄罗斯病——虚荣症，一下去就雷厉风行，决心不顾一切，要把上天的恩惠送给车累米西人。起先他试图传道，但不久就厌烦了。事实上，靠这种老方法能收到多大效果呢？

车累米西人一旦明白真相，就把自己的教士派来了。这些教士粗野、狂热、机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道：

“森林里有白桦，高大的松柏和云杉，也有矮小的香桧。上帝同样允许它们生长，没有命令香桧变成松柏。我们应该也像一片树林，彼此相安无事。我们可以是白桦，我们照旧是香桧。我们不妨碍你们，我们为皇上祈福，缴税纳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们的神。”20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跟这些人没法商量，他也当不成基里尔和梅福季21的角色，于是去找县长。县长高兴极啦，他早想向教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是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

县长带了一队警察，以上帝的名义包围了车累米西人。几个村庄领了洗礼。圣徒库尔巴诺夫斯基做完感恩祷告，便去恭恭敬敬地领取大司祭的法冠了。鞑靼圣徒也因推广基督教有功，由政府授予了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

不幸这位鞑靼传教士与马尔梅日地区的毛拉22不和。毛拉对一个信仰《可兰经》的穆斯林这么卖力宣扬福音书，大为不满。在伊斯兰斋月，县长把十字勋章挂在纽扣上，大摇大摆地走进清真寺，当然，站在大家前面。毛拉刚开始用鼻音读《可兰经》，突然停了，说他不能继续念经，因为有一个穆斯林戴着基督教勋章走进了清真寺。

鞑靼人闹了起来，县长混在人群中溜走了，或者取下了勋章。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上，读到过车累米西人改信正教的这一光辉事迹。文章表扬了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的热诚合作，可惜忘了加上一句，说明他愈是坚信伊斯兰教，他对教会的忠诚愈显得大公无私。

在我的维亚特卡生活结束之前，国有财产管理总署的贪污盗窃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因此对它成立了清查委员会，并派人到各省进行检查。对国家农民23的新管理办法，便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

省长科尔尼洛夫24必须指派两名官员参加检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检查组里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悲惨，有的可笑，有的卑鄙。有些案件的标题就使我惊讶不已：

“关于乡公所房屋不知去向及该屋地基图已被老鼠咬毁案”。

“关于22笔国家免役金下落不明案”。这相当于十五俄里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