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7/11页）

“关于一名农家男孩瓦西里改为女性案”。

最后这个案子特别有意思，我马上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这个假想的男孩瓦西里的父亲，在呈交省长的状子中说，十五年前他生了一个女儿，想给她取名瓦西里萨25，但是神父“喝醉了”，给这个女孩施洗礼时，把她叫做瓦西里，并写进了出生登记册。这个情况起先显然没有引起农民的注意，但是当他明白，征兵和人头税26马上要轮到他的家庭，他只得为这个“人头”向警察所提出说明。警察认为这事相当复杂，为了免得麻烦，便说这事已相隔十五年，时间太久，无法受理。农民去找省长。省长决定进行庄严的检验，派医师和产婆查证……同时发函与宗教事务所联系，但那个喝醉了酒、贞洁得连性别也分不清的神父已经死了，只得由继任的另一个神父到场。这样，案件拖了几年，说不定至今还有人怀疑这个女孩是男性呢。

不要以为，这荒谬的推论是我当笑话讲的；根本不是，它完全符合俄国专制体制的精神。

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有个近卫军军官进了医院，团长在这个月的汇报中却把这个军官报了死亡。不幸的是军官没有死，恢复了健康。团长要求他先回自己的庄园住一两年，希望找机会订正事实。军官同意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官的继承人从公报中看到亲属死亡，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还活着，眼睁睁遭受损失，坚决要求接管财产。活着的死者看到，他不得不再度死去，不是死在公报中，而是死在饥饿中，于是到彼得堡向保罗提出申诉。保罗亲手在他的状子上批道：“鉴于该军官已由朕明令公布身亡，申诉碍难受理。”

这比我们的瓦西里萨-瓦西里一案更妙。在皇上的命令面前，粗俗的事实算得什么？保罗不愧是诗人和独裁制度的辩证学家！

这片官场的沼泽不论怎样肮脏，怎样遍地泥泞，我还要讲几句话。对于无声无息地死于忧患的受难者，这些揭发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补偿。

政府喜欢把无主空地赐给达官贵人。这并无大害，虽然为日益增加的人口保留这些土地，更加恰当。赐予土地的范围规定得相当详细：不准侵占航道两侧、建筑木材林、河流两岸，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兼并农民业已开垦的土地，尽管农民对这些土地除了长期使用外，别无其他权利可言……27

这一切当然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把土地划归私人占有，已成为盗窃国家财富和迫害农民的万恶根源。

获得了租赁权的达官贵人，通常把自己的权利出售给商人，或者千方百计通过省政当局，违反规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奥尔洛夫伯爵领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萨拉托夫省的一条大路和一片饲养牲畜的牧场。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县达罗夫乡的农民突然发现，从打谷场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划归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这些商人是从坎克林伯爵28的一个亲戚那里买到租赁权的。商人们规定了土地的租金。从此开始了诉讼。税务局已被商人收买，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亲戚，只好敷衍了事。但是农民不肯罢休，推派了两名能说会道的代表进京告状。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土地丈量局发现农民是对的，但不知道怎么办，便向坎克林请示。坎克林直截了当承认土地划分错了，但认为已无法归还原主，因为从那时以后，这片土地可能已经转卖，它的所有人对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种改进。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国家土地，他愿意用另一边同等数量的土地赔偿农民。这么办皆大欢喜，只有农民不满意。首先，开垦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边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宜耕种的沼泽地。达罗夫乡的农民主要从事谷物耕种，不是靠打野鸡山鹬过活的，因此他们重新上诉。

这时税务局和财政部把新案子与旧案子分开，单独处理，找出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数量。这样，它们下令除沼泽以外，再划出半个沼泽给达罗夫农民。

农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还没审理，土地丈量局已送来了新土地的平面图，图样照例是彩色精装的，用星号标明风向，还附有各种斜方形符号的相应说明，但主要是注明每俄亩应付款若干。农民们发现，不仅不给土地，还向他们趁机勒索，便干脆拒绝付钱。

县长报告了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派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带了警察去强制执行。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几个农民，打了一顿，平息了事端，还把“罪犯”送交刑事法庭审问。一星期中，警察局长喊哑了嗓门。几个农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