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9/11页）

然而孩子夺来以后产生了一个问题：把他们安置在哪里？靠什么钱养活他们？

从前各省的社会救济署下面设有孤儿院，不必国库花一文钱。但是尼古拉的普鲁士贞洁观念认为它们对道德有害，撤销了这些机构。秋法耶夫只得自己垫钱，同时向部里请求拨款。部里办事一向虎头蛇尾，下令在未有处置办法之前，先把孩子送往养老院，由老头子和老太婆抚养。

让小孩与垂死的老人住在一起，强使他们呼吸死亡的气息，并委托需要安宁的老人免费照料孩子……

诗人的天才！

为了不致间断，我把一年半以后的一件事放在这里一起叙述。它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省我父亲的领地上，那儿有个村长，是个聪明的农民，熟悉人情世故，平日做运输生意，自己有几辆三驾马车，在那个实行代役租的小村子里已干了二十来年村长。

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的那一年，邻村农民托他送一个新兵；他自以为老于此道，带着绳捆索绑的未来的祖国保卫者，满有把握地驱车进城了。

“老爷，事在人为呢。”他曾对我说，用手指捋着已有几茎银丝的淡黄大胡须。“前年我们要送一个小伙子去当兵，可这人生得这么瘦小、虚弱，大伙担心他不合格。嗯，我就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车轮不上油是转不动的，你们说说能出几个钱吧。’大伙合计了一会儿，决定出二十五个金币。我到了省里，在税务局讲了几句话，便直接去找主任，这是个聪明人，我早认识了，老爷。他吩咐我进书房见他，原来他脚痛，躺在沙发上。我把一切都给他讲了，他笑笑回答道：‘行，行，你讲吧，这东西带了多少来？你是个守财奴，我知道。’我掏出十个金币，放在桌上，深深鞠了一躬。他把钱拿在手里，掂了几掂，说道：‘可你知道，要钱的不是我一个啊，你还带着多少呢？’我回答他，十来个金币还办得到。他说：‘你看，这派得了什么用场啊？你自己算吧：医生两个，新兵验收员两个，文书，嗯，还有其他各种费用，反正至少还得三个。这么办吧，你把剩下的十个统统给我，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那么你给他了？”

“当然给啦。就这样，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顺利。”

村长在这种扣除尾数的办法的熏陶下，习惯了这样的经济手腕，大概还拿惯了那五个金币（这些金币的命运，他没有提），因此对成功是充满信心的。他没有料到，在贿赂和接受贿赂的那只手之间，也会发生许多不幸。这时派到弗拉基米尔主持征兵事务的是侍从武官埃森伯爵。村长掏出一把金币塞进他的手里。可惜我们的伯爵像《努林》33的女主人公，“不是按祖宗的规矩”教育大的，而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中长大的，那里培养的是对俄罗斯皇帝的德意志式忠诚。埃森勃然大怒，大声呵斥，最糟的是还打了铃，文书跑进屋子，宪兵也来了。村长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穿制服而不要贿赂的人，以致吓得手足无措，没有抵赖，也没有发誓要请上帝做证，证明他从未行过贿，如果他有这念头，就让他的眼睛瞎掉，从此喝不到一口水等等。他只是像绵羊一般听凭摆布，给送进警察局，大概心里还在后悔，给将军的钱太少，以致得罪了他。

但是埃森既未因自己良心纯洁而满足，也未因倒霉的农民饱受惊吓便善罢甘休，看来他是真的想在俄国根绝贿赂，惩办罪行，树立兴利除弊的榜样，因此为村长的险恶用心，给警察局，给省长，给征兵机关，都发了公函。农民给关进了监牢，送上了法庭。我们的法律又愚蠢而不合情理：行贿的农民（即使他是个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须同样办罪，因此案件变得很棘手，必须多方设法才能营救村长。

我赶去找省长，他拒绝过问这事。刑庭庭长和参议们怕侍从武官干预，直摇脑袋。倒是侍从武官本人首先变愤怒为亲热，说他“决不想难为村长，只是教训教训他，审问一下，然后释放”。我把这话转告警察局长，他对我说：“坏就坏在这里，这些大老官都不懂事，应该简简单单把他送到我这里，我会抽他一顿背脊，叫他今后没有问清路切莫往前闯，然后放他滚蛋，这样大家都省事；可现在，只得让法院去磨洋工了。”

这两种见解，巧妙而清楚地表达了俄罗斯帝国关于法律的观念，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正好落在祖国法学的这两大极端中间，那里是最深的深渊，即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法庭拟定了判决书，要把村长先行鞭打，然后遣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他的儿子，他全家人，纷纷找我搭救他们的一家之主。我也非常同情他，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我重又找庭长和参议，向他们证明，他们对村长这么严厉，结果只会害了自己；何况他们都很清楚，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最后还说，如果他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相信“一切恩惠都来自上头，一切赏赐都来自天父”34，那么他们也会两袖清风，没有饭吃。我这么说情疏通，还打发村长的儿子去苦苦哀求，总算达到了一半目的。村长被判在狱中鞭打几下，仍留原地居住，但严禁再为其他农民出头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