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章（第2/6页）

忧郁的音符经常从她的内心深处发出声响，它从未完全消失过，只是生活中欢乐的时刻使它暂时保持沉默罢了。

去世前两个月，她又一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写道：

“周围的一切是古老、丑陋、冷漠、阴森和虚伪的，我受的教育是从责备和侮辱开始的，它的后果是疏远一切人，不相信他们的怜爱，厌恶他们的同情，沉浸在自我之中……”

但是这种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有时精神负担不了，有时身体遭到了摧残。

孤独无依的处境，在最弱小的年纪经历的粗暴待遇，这一切在她心头留下了一条黑色的伤痕，它永远也不会完全愈合。

1837年她写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曾自由地从内心喊过一声‘妈妈’，我曾扑在谁的胸口，无忧无虑地忘掉一切。从八岁起，我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了，我爱我的母亲……然而我们彼此并不了解。”

看了这十二岁小姑娘的苍白脸色，看了那双周围带黑影的大眼睛，看了那慵懒的倦意，那漫无止境的忧郁，许多人会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要作肺病牺牲品的那种少女，她们从童年起已盖上了死亡的烙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美和早熟的沉思。她说：“也许我也受不住这斗争的压力，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会见而得救。”

可我这么迟才了解她，解开她的谜！

1834年前，我还不能对这个在我身旁展开的丰富的生命，作出正确的评价，尽管自从公爵夫人把穿长羊毛丧服的她介绍给我父亲已有九年之久。这是不难说明的。她孤僻，而我心不在焉。我同情这个老是伤心地孤独地坐在窗边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少见面。我难得上公爵夫人家，而且每次都不是自愿去的；公爵夫人带她到我们家的次数更少。何况公爵夫人的拜访几乎总弄得不欢而散，她往往为一些小事与我父亲争论不休，在一两个月不见之后，两人重新互相挖苦，只是这种挖苦是在温文尔雅的词句掩盖下进行的，仿佛他们要给难以下咽的药物包上一层糖衣。公爵夫人说道：“我亲爱的兄弟”，我的父亲则答道：“我亲爱的姐姐”，然而争吵还是争吵。我们总是巴不得公爵夫人快走。此外，不该忘记，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政治理想和科学中，生活在大学和同学中间。

然而在这黑暗漫长的九年中，她的周围只有一些愚昧无知的伪君子，自高自大的亲戚，枯燥无味的修士司祭，满身肥肉的神父太太，而女伴虚情假意，算是保护她，不让她越出长满青草的荒凉院子和屋后的小篱笆一步；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悲伤，她还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呢？

根据引用的那些句子已不难明白，公爵夫人收养了这个孩子，但并不想为孩子的教育特别破费什么。操行是她亲自监督的，这包括仪表训练和培养整套的虚伪作风。每天早晨孩子必须束腰，梳头，打扮得端端正正，这是可以的，只要它们对健康无害；但公爵夫人不仅束缚孩子的腰，也想束缚孩子的心，压制一切坦率纯洁的感情，在孩子忧郁的时候，要她装出笑容和愉快的表情，在她想哭的时候，要她讲亲切甜蜜的语言，迫使她对一切事物不分善恶一律表示好感，一句话，要她经常弄虚作假。

起先，公爵夫人借口过早读书无益，不让这个可怜的姑娘受教育；后来，就是在三四年之后，由于不耐烦听参政官，甚至外人的指责，才安排她读书，并注意花最少的费用。

为此，她利用一个年迈的家庭女教师教法文，这个女教师有时需要公爵夫人的接济，认为后者是她的恩人，因此学费降到了最低限度，然而教学效果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俄语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个神父的遗孀，通过公爵夫人向总主教说情，使两个儿子在大教堂当上了教士，现在公爵夫人就把这两个教士的哥哥请来教俄语和其他一切课程，这当然不用花多少钱。这个教师是一个穷教区的教堂执事，家庭负担很重，衣食不周，因此不计报酬，而且他也不敢跟弟弟们的恩人讲条件。

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怜、更不完善的教育吗？然而一切都不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一个人只要具备可能发展的条件，哪怕只有一点推动力也足够了。

教堂执事生得又高又瘦，秃顶，外表寒酸，属于热情洋溢的幻想家一类，这种人无论是年纪还是贫穷，都改变不了，相反，贫穷更助长了他们那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意识。他的信念接近宗教狂热病，是真诚而带有诗意的。这个饥饿家庭的父亲和靠别人的面包过活的孤儿之间，很快形成了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