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

省政府——我处在自己的监视下——神灵派和保罗——地主与地主太太们的家长统治——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与军屯制度——骇人听闻的审讯——辞职

我动身前，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对我说，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在彼得堡，他向他谈了我的任命，劝我拜访他一下。我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直爽、相当和善的将军，具有军人的仪表，身材不高，正当中年。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殷勤地送我到门口才分别。

到了诺夫哥罗德，我便去拜访他，想不到环境的改变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作用。在彼得堡，省长是客人，在这儿是主人；他的身材在诺夫哥罗德似乎也变高了。我根本没有惹他，他却认为必须向我说明，他不允许参议发表意见，或者在公文上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于公务不利，如果有分歧，可以商量，一旦不能统一，那么双方必有一方应该辞职。我笑了笑回答他，我是不怕辞职的，辞职是我任职的唯一目标，并且告诉他，我到诺夫哥罗德当官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发表意见的。

这次谈话对双方都完全够了。我离开时，决心不与他接近。据我看，我给他的印象与他给我的印象同样坏，就是说我们虽属泛泛之交，认识不久，彼此的不能容忍却已达到极限。

当我了解省政府的工作情况后，我看到我的处境不仅很糟，而且非常危险。一个参议非但要负责一个处，还要分担其他各处的责任。把各部门的公文全部看一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得凭信任签字。好在省长忠于自己的主张，参议永远只能参而不议，某处的公文经该处的参议一签字，省长首先也签上了大名。这于理不合，也违反规定，但对我个人而言，这很有好处，他的签字为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为他已分担了责任，何况他常常郑重其事宣称，他一向光明磊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铁面无私。至于其他参议的签字，我是不大放心的。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狐狸，在衙门里混了几十年，才爬上参议的位置，要靠当官，也就是靠贿赂生活。责怪他们是多余的；我记得，一个参议一年的薪俸是一千二百纸卢布，这点钱不够一个有家的人开销。当他们看到我既不会参加他们的分赃，自己也不想捞钱，我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和危险的目睹者。他们不大乐于接近我，特别是看到我与省长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他们互相包庇，沆瀣一气，而对我毫不理会。

再说，万一出事，不论罚款和退赔的数目怎么大，我那些可敬的同行也不怕，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以冒险，案子越大越好；退赔五百卢布或五十万卢布，对他们反正一样。逢到退赔，便把薪金的一部分扣还国库，哪怕延长到二百年、三百年也无妨，如果官员也能这么长寿就好了。通常不是他寿终正寝，便是皇上御驾归天，于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赔款终于一笔勾销。这种恩赦并非罕见，皇帝生前也常有，如皇子诞生、成年等等，机会不少；它们是官员们的希望所在。但我相反，我有田地，还有父亲分给我的资产，一旦出事便可没收一部分。

如果我可以依靠自己的科长们，情况会好一些。但不论我怎么笼络他们，客气地对待他们，在金钱上接济他们，结果只是使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只怕当他们小厮看待、半醉半醒来上班的参议们。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没有受过一点教育，没有任何希望，他们一生的乐趣只限于小酒店和伏特加。因此我在自己的处里也得多加小心才是。

起先省长分配我负责第四处，这是管捐税和各种财务的。我要求他换一下，他不肯，说他不得到其他参议的同意，无权调动。我当着省长的面，问第二处参议，他同意，于是我们对调了。第二处是不太吸引人的，那里管身份证和各种通告，处理地主滥用权力、分裂派教徒、伪造货币犯以及由警察监督的管制分子等等的案件。

不能想象比这更荒谬、更不合理的事了，我相信，四分之三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怀疑，1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作为省府第二处的参议，要审阅警察局长就我本人情况所作的三个月一次的汇报，因为我是处在警察的管制下。警察局长出于礼貌，在操行栏什么也没填，在职业栏写的是：“在国家机关供职”。有了两三种互相敌对的警察系统，用公文程式代替法律，用班长的纪律观念代替政府的理智，这就难怪事情会发展到如此荒谬绝伦的地步。

这本糊涂账使我想起一件事，它几年前发生在托博尔斯克。当地的文职省长与副省长不和，利用公文大打笔墨官司，写了各种尖酸刻薄的公函送给对方。副省长是个迂腐的冬烘先生，教会学校出身的老好人，喜欢舞文弄墨，总是绞尽脑汁亲自草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