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第3/7页）

一个太太有个使女，可是没有任何证件可以证明后者是她的农奴，使女要求恢复她的自由权。我的前任很聪明，裁定在判决前她仍应完全听从地主太太的支配。这公文得由我签字，我找省长，向他指出，在姑娘提出申诉之后，仍把她留在太太家中，她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那把她怎么办呢？”

“关在警察局中。”

“生活费由谁负责？”

“由地主太太负责，如果判决她输了的话。”

“如果不呢？”

这时正好省检察官来了。按社会地位，按职务关系，按制服的纽扣看，检察官总是省长的仇人，最低限度，要处处与他抬杠。我故意当着检察官的面把事情谈下去。省长开始生气了，说这种案子根本不必多费唇舌。检察官虽然对申诉者的命运漠不关心，但马上站在我一边，从法典中搬出了五花八门的十点根据。省长实际上更不关心，带着嘲笑对我说：

“反正办法只有一个：或者交给太太，或者送进监狱。”

“当然送进监狱好一些。”我说。

“这也比较符合法规的精神。”检察官说。

“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省长说，讥诮的笑容更多了。“您保护了她，过几个月她出狱之后会报答您的。”

我不再继续争论——我的目的只是要搭救这个姑娘，摆脱地主家的压迫。我记得，两三个月以后，她完全获得了自由。

在我的处没有解决的案件中，有一件比较复杂，公文往来已拖了几年，这是关于一个退伍海军军官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在自己领地上胡作非为的案子。起先原告是他的母亲，后来农民也告了状。他与母亲还能和解，可是对农民他却反咬一口，说他们企图谋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从他母亲和仆役们的指控中，可以看出这人残暴成性，无所不为。这案子在衙门里睡了一年多，反正调查和不必要的公文程序可以无限期进行，最后不了了之，归档完事。要判处他接受监督，必须呈报枢密院，但要呈报枢密院，首先要得到首席贵族6的同意。首席贵族对这类事一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不肯牺牲选票。这件事能否成功完全靠我的决心，但需要首席贵族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诺夫哥罗德省的首席贵族参加过1812年的民军，得过弗拉基米尔勋章，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见了我总要用卡拉姆津以前的那种文绉绉的语言讲话。一天，他指着诺夫哥罗德贵族为表彰他们自己在1812年的爱国行为而建立的纪念碑，感慨系之地说道，首席贵族的责任可以说既艰巨，又神圣，又值得自豪。

这一切正好供我利用。

首席贵族为一个教士发疯的事到省里作证人。各位法庭庭长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愚蠢可笑，使疯子也有权对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头脑也不见得正常。当问题提完，教士终于被确认为精神错乱之后，我把首席贵族拉到一边，向他谈了我的案件。他耸耸肩膀，表示愤慨和惊骇，最后认为海军军官是彻头彻尾的坏蛋，“玷污了诺夫哥罗德贵族社会的崇高声誉”。

“我想，”我对他说，“如果向您查询，您一定也会这么签署意见吧？”

首席贵族措手不及，只得答应照良心讲话，最后并说：“公正和诚实是俄罗斯贵族必然具备的属性。”

虽然对这些属性之是否必然具备，我还不无怀疑，我仍着手办理了；首席贵族没有失信。案件呈报了枢密院；我记得很清楚，枢密院的命令送到我的处里时，我高兴得心花怒放：海军军官的领地交政府托管，他本人则由警察管制。海军军官本以为案子已经了结，在诺夫哥罗德听到枢密院的命令，简直像晴天霹雳。马上有人告诉了他全部的内情，他气得发疯似的，打算伺机揍我，收买了几个纤夫，埋伏在街头，但由于不习惯陆地作战，他终于悄悄溜走，躲到一个县城去了。

可惜在我们的贵族身上，对仆役和农民的野蛮、淫乱和暴虐等等“属性”，比起公正与诚实，更加“必然具备”。当然，少数几个受过教育的地主不会从早到晚与仆人打架，也不会每天鞭打他们，然而即使这些人中也不乏“佩诺奇金之流”7，至于其他人，那么离萨尔狄契哈8和美国种植园主就不远了。

翻阅案卷时，我发现了普斯科夫省的一份公文，其中讲到一个女地主亚雷日基娜，她打死过两个使女，到第三个时受到了审问，但刑事法庭几乎宣判她无罪，理由之一是第三个使女没有死。这位太太发明了各种奇怪的刑罚，刑具有烙铁、多节的棍子和棒槌等。

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干了什么，但太太确实大显身手。她命她跪在木板上，木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