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2/5页）

前面的人走进了公使馆，几分钟后，大厅朝阳台一面的门开了。公使出来安慰民众，证实了宣战的消息，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契切洛瓦基奥站在阳台上，给火炬和枝形大烛台照得亮亮的，他的旁边，在意大利国旗下，站着四个年轻妇女，她们全是俄国人9——这不奇怪吗？我现在还仿佛看到她们站在大理石阳台上，下面是万头攒动的人群，在战斗的呐喊声和对耶稣会的诅咒中，不时可以听到“外国妇女万岁！”的呼声。

在英国，她们和我们会被嘘下台，遭到咒骂，甚至被扔石子。在法国，我们会被当作煽风点火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里，尊贵的无产阶级，马略10和古罗马护民官的后代，热情而真诚地欢迎我们。我们被接纳进了欧洲的斗争行列……只有意大利与我的爱、至少内心的怀念，保持着不能割断的联系。

也许这一切只是……陶醉、呓语？这可能——但是我不羡慕那些对当时的优美梦境无动于衷的人。然而不可能老是做梦，现实生活的无情的麦克白已伸出了手，要把“梦”切断11，而

我的梦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12

2.在大风暴中

……6月24日晚上13，我从莫伯特广场回来，走进了凯道赛滨河街的咖啡馆。几分钟后，传来了嘈杂的喊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走到窗口，只见一支不三不四、滑稽可笑的队伍正从郊外进入市区维持秩序，这些人笨手笨脚，面目可憎，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店主，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破旧腌臜的军装，戴着老式高筒军帽，迈着匆忙而杂乱的步子，一边走一边呼喊：“路易-拿破仑万岁！”

我便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不祥的喊声的。我忍耐不住，等他们走近后，用尽全力喊道：“共和国万岁！”靠近窗口的人向我扬拳头，一个军官嘟哝了几句，不知在骂什么，一边举起指挥刀吓唬我；过了好久，我还听到他们在欢呼，在为这个企图消灭半个革命，企图扼杀半个共和国的人欢呼——他的出现是对法国的惩罚，因为它在得意忘形中背弃了其他民族和自己的无产阶级。

6月25日或26日早上八时，我和安年科夫14前往爱丽舍田园大街；夜里听到的大炮声沉寂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和鼓声。街上空空荡荡，两旁是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协和广场上驻扎着一支别动队15，它附近有几个扫地的穷苦女人，几个捡破烂的，以及周围一些房屋的管院子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吓得什么似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靠在步枪上，正讲着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他的伙伴也与他一样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脸上沾满火药末子；几夜不睡和酗酒使他们的眼睛红肿了，不少人把下巴搁在枪口上正打瞌睡。

“嘿，当时那情形已没法形容了，”他停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道，“不过他们打得不坏，当然，我们还是为我们的伙伴报了仇！他们死了多少人哟！我就插上刺刀亲手捅死了五六个家伙——让他们永远记住！”他又说，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冷酷无情的歹徒。

妇女们脸色发白，没有作声，一个管院子的说道：“活该，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这野蛮的意见没有引起丝毫共鸣。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不可能对屠杀和那个被培养成凶手的不幸孩子产生同情。

我们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向马德莱教堂走去。在那里，国民自卫军的一队哨兵拦住了我们，先是搜口袋，问我们上哪儿，然后放行了；但过了马德莱教堂，第二道哨兵线却不准通过，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回到第一道哨兵线，又给拦住了。

“可是你们看到，我们是刚过去的。”

“不准通过！”一个军官说。

“怎么，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问他。

“少跟我废话，”穿军装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们，送往警察局，这个人（他指指我）我认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过他，另一个一定也是这路货色；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国人，一切由我负责，开步走！”

两个兵端着枪走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左右一边一个，押着我们。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纽扣洞上挂着一块愚蠢的牌子，这是人民代表托克维尔16，写过关于美国的书。我找他谈了被捕的经过，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许多人未经审讯便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甚至被枪杀。但托克维尔连我们是谁也没问，只是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发表了下面这句无耻的话：“立法机关无权干涉行政当局的活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当波拿巴的内阁官员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当局”带着我们走过林荫道，拐进昂坦马路，前往警察局。这里似乎应该顺便讲一下，不论在逮捕时，搜查时，或者在路上，我都没见到一个警察：一切都由武装的小市民在做。林荫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居民听到脚步声便拥到窗口观看，打听我们是什么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国暴乱分子。”于是好心的市民们便咬牙切齿地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