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

穿皮上装的英国人——诺阿耶公爵——自由女神和她在马赛的半身雕像——西布尔神父和阿维尼翁的全球共和国

……“明天我们要去巴黎了，我离开罗马时心情是兴奋的，充满着活力。今后一切会怎样呢？能永久不变吗？天上不会没有乌云，坟墓中会不时吹出阴冷的风，送来尸体的气息，那旧时代的气息；历史的朔风是强大的，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我要为我在罗马度过的五个月感谢它。我所感受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反动的逆流不可能把它全部吹灭。”1

这是我在1848年4月底写的，当时我坐在面对科尔索大道2的窗口，望着“人民广场”，我的许多印象和许多感觉都来自那里。

我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意大利的，我不愿离开它（我不仅在那儿碰上了伟大的事件，也遇见了第一批令我深深喜爱的人们），然而我还是得走。我觉得，当共和国在巴黎诞生的时候，我不在那儿，这无异是对我的全部信念的背叛。怀疑从上面引用的几行即可看出，然而信心依然占了上风，我在契维塔办了签证手续，我望着领事馆的印心里很满意，那不是威严醒目的几个字“法兰西共和国”吗？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正因为需要签证，法兰西还不是真正的共和国！

我们坐的是邮轮。船上旅客很多，照例形形色色，有的来自亚历山大，有的来自士麦那和马耳他。船过里窝那以后，海上刮起了春天的狂风，轮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无法忍受的摇晃中向前行驶；过了两三小时，甲板上已尽是晕船的妇女，不久男子也逐渐躺倒了，只剩下一个花白头发的法国老人，一个穿皮上装、戴皮帽的从加拿大来的英国人和我。船舱内也都是晕船的人，在那里单单沉闷的空气和炎热已足以使人病倒了。夜里，我们三人把大衣和旅行毛毯铺在甲板的行李堆上，坐在那里，风在呼啸，海浪在拍打，有时还冲上了甲板的前半部分。那个英国人是我认识的：去年我从热那亚前往契维塔韦基亚时与他乘同一条船。一天只有我们两人用膳，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但用了甜点以后，也许是马尔萨拉葡萄酒的作用，他变得心情舒畅了，看到我并不想主动与他搭讪，便递了一支雪茄给我，说这是他“自己从哈瓦那带来的”。这样我与他开始了谈话，他到过南美和加利福尼亚，还说他多次打算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但在伦敦和彼得堡之间建立正常而直接的交通以前3，他不会去。

“您要上罗马？”我问他，这时离契维塔已不远。

“不知道。”他回答。

我不再作声，心想他可能觉得我的问题有些唐突，但他马上又道：

“这得看契维塔的气候是否叫我满意。那么您打算留在这儿？”

“是的。轮船要明天才开。”

那时我对英国人还很不了解，因此觉得好笑；到第二天，我在旅馆前面散步时，又遇到了他，真的忍不住笑了。他仍穿着那件皮上装，拿着公文包、望远镜和一只小梳妆盒，后面跟着一个扛了皮箱和各种物品的仆人。

“我去那不勒斯。”他走近后对我说。

“怎么，不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气候太坏了。”

我忘记讲了，在上次旅行中，他与我同一船舱，他的铺位正好在我上面；整个夜里他有三次差点把我吓死或踩死——船舱内热得透不出气，他喝了几次掺水白兰地，每次上床或下床总要踹在我身上，然后大声惊叫：

“啊……对不起……我太渴了。”

“没什么。”

因此我们这次会面时已成了老朋友；他竭力称赞我从不晕船，还请我抽哈瓦那雪茄。十分自然，过不一会儿，谈话便接触到了二月革命。英国人当然只是把欧洲的革命看作一场有趣的戏剧，一种提供引人入胜的新印象和新感觉的源泉，还谈起了新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革命4。

法国人对这些事件却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五分钟后，我与他展开了争论；他回答得含糊而聪明，尽管他寸步不让，但是态度彬彬有礼。我为共和国与革命辩护。老头儿并不直接攻击它们，然而认为只有传统的国家形式才是巩固的，合乎人心的，可以满足进步的正义要求，并保持必要的稳定。

“您不能想象，”我与他开玩笑道，“您的言外之意给了我一种多么独特的乐趣。十五年来，我谈到君主政体，也像您此刻谈到共和政体一样。只是现在我们互换了角色：我保卫共和政体却成了现状的维护者，您保卫正统的君主政体却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