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革命前后

第三十四章 途 中

遗失护照——柯尼斯堡——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到达了！——离开

……在拉乌扎根，普鲁士宪兵把我请进了守卫室。一个老中士拿了护照，戴上眼镜，毫无必要地操起琅琅的读书声，一字一板地念道：“兹奉尼古拉一世皇帝陛下命令……希各地军警查验放行……宫廷高级侍从、枢密官、圣弗拉基米尔勋章获得者、因英勇而蒙皇上嘉奖钦赐题词金剑之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签发……”

这位喜欢朗诵的中士使我想起另一个人。从特腊契诺前往那不勒斯时，一个那不勒斯宪兵到马车旁边来了四次，每次都得查看我们的入境签证。我给他看了那不勒斯的签证，还给了他半个卡利诺1；但这还不成，他把护照带进了办公室，二十分钟后回来了，要我和我的朋友去见队长。队长是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军士，非常粗暴地问我们：

“你们姓什么，从哪儿来？”

“这一切护照上都写着。”

“我没空看。”

我们猜到了：队长认识的字没几个。

“根据什么法律，”我的朋友说，“我们要为您念我们的护照？我们的义务是持有护照，出示护照，不是宣读护照，尤其不是向您宣读。”

“他妈的！”老头子嘟哝道，“好啦，好啦！”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没有登记。

拉乌扎根那位学识渊博的宪兵当然不属于这一类，他把三份护照上佩罗夫斯基的勋章、卓越的功绩和奖励，一一念过三遍之后，问我道：

“先生，那么您是谁呢？”

这把我问得瞠目结舌，不明白他对我还有何指教。

“玛丽亚·埃恩小姐，玛丽亚·科尔什小姐，哈格太太2——都是妇女，没有一份男人的证件呢。”

我一看，真的，这儿只有我的母亲和两位与我们一起旅行的女友的护照；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没有护照的话，塔乌罗根那边就不会让我通过。”

“确实这样，但要继续旅行就不成了。”

“那叫我怎么办？”

“也许您把它忘在守卫室了，我吩咐给您套一辆雪橇，您亲自回那儿问问，您的同伴就暂时在我们屋里休息一会儿。喂，小伙子，给我套上枣红马。”

我想起这件愚蠢的事不能不觉得好笑，因为它把我弄得束手无策。这份护照是我几年来梦寐以求的，为了得到它我奔走了两年，可是刚过国境便把它丢了，这使我非常吃惊。我相信，我曾把它放进口袋，那么一定是在半路上遗失的，上哪儿找呢？雪已把它覆盖……只得申请补发，向里加写信，也许还得亲自走一遭；然后他们在那儿打报告，上面发现我在一月份上矿泉疗养！总之，我已经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彼得堡，科科什金和萨赫迪斯基，杜贝尔特和尼古拉，又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现在，什么都完了，旅行，巴黎，出书的自由，音乐会和剧场……我又得见到内务部的官员，警察局长和形形色色的暗探，背上有两颗亮晶晶的纽扣、似乎在用它们从后面窥视你的警察……首先，我又得见到那个小个子士兵，他总是皱起眉头瞧我，那顶笨重的高筒军帽上写了个神秘的“四”字，还有那匹浑身结了冰的哥萨克战马……也许乳娘还没离开她所说的“塔无洛克”呢。

这时一匹没精打采、瘦骨嶙峋的大马已套上了小雪橇，我与赶车的一起坐进了雪橇，赶车的穿着军大衣和高统皮靴，用标准的姿势挥了一下标准的马鞭，然而就在这时，博学的中士没穿上装，突然跑到过道上大喊道：

“停下，停下！该死的护照在这儿呢！”他双手打开了它，举在前面。

我高兴得不禁发出了一阵大笑。

“您这是在跟我搞什么名堂？在哪儿找到的？”

“您瞧，”他说，“你们的俄国军士把两张纸叠在一起，这谁会知道，我没想到把纸分开……”

于是他读了三遍：“沿途各国军警，不论官职大小，仰各查验放行……”

“……由于旅途劳顿、担惊受怕和其他许多事，我到达柯尼斯堡时已筋疲力尽。在软绵绵的床上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我便去游览城市了，这是温暖晴朗的冬日。”3旅店主人给我们准备了雪橇，马身上挂满大大小小的铃铛，头上装饰着鸵鸟羽毛……我们心旷神怡，沉重的石块从心头消失了，不愉快的恐怖感和疑虑重重的情绪也已不翼而飞。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讽刺尼古拉的漫画，我立刻跑进店堂买了一套。晚上，我在一家又小又脏的戏院里看戏，戏并不好，但我回旅馆时很兴奋，这不是由于演员，而是由于观众，他们大多是工人和青年；在幕间休息时他们高声谈笑，无拘无束，每人戴着礼帽（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正如留胡子的权利等等一样）。这种自由自在、开朗活跃的气氛，给刚过国境的俄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彼得堡政府还那么粗暴，那么野蛮，它爱好的只是专制，它希望引起的反应只是恐怖，它要求每个人在它面前发抖，总之，它向往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权力的戏剧化效果。对于彼得堡的沙皇们说来，理想的社会秩序便是鸦雀无声的候见室和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