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革命前后（第2/3页）

……我们前往柏林时，我坐的是驿车，我旁边的先生裹在衣服里；这是晚上，我看不清他的脸。知道我是俄国人，他便开始向我打听，警察是否严厉，护照是否难领等等，当然我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后来谈到了普鲁士，他便称赞普鲁士的官员如何奉公守法，政府机关如何秉公办事，国王如何励精图治，最后又大骂波兹南省的波兰人，因为他们不是优秀的德意志人。我听后觉得奇怪，便进行反驳，直截了当告诉他，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然后不再作声。

这时天亮了，我才发现，我这位保守派旅伴说话带鼻音，根本不是因为感冒，只是因为他没有鼻子，至少没有鼻子中最显著的部分。他大概看到，这发现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好感，因此认为必须把失去鼻子和恢复鼻子的过程说明一下，以此表示他的歉意。它的第一部分他讲得含糊不清，但第二部分十分详细：狄芬巴赫4亲自从他手上割了一块肉作他的新鼻子，把它在他脸上缚了六星期；一天“陛下”到医院视察，在惊异之余对此大为赞赏。

普鲁士国王看到他便说，

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

不过，狄芬巴赫当时大概忙于其他事务，这个鼻子可做得不太美观。但是不久我便发现，这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在他身上还是最小的一个缺点。

从柯尼斯堡前往柏林这段路是整个旅程中最困难的。我们不知怎么总是相信，普鲁士的驿运设施是最好的，其实这纯属无稽之谈。驿运制度只有在法国、瑞士和英国还不错。英国的驿车制作精良，马强壮有力，车夫灵敏熟练，可以让你舒舒服服旅行。在漫长的驿路上，马车不停地飞驰，不论上山下坡都一样。现在由于铁路的建成，这问题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当时，德国那种劣马拉的驿车确实叫我们吃够了苦头，除了它们的驭手，世上恐怕没有更糟的东西了。

从柯尼斯堡到柏林这段路很长，出发时，我们在长途马车中定了七个座位。到了第一个驿站，乘务员便要我们拿了行李改乘另一辆马车，还郑重地警告我们，他不能保证这些物品完整无损。我向他指出，我在柯尼斯堡问过，他们告诉我，我可以保留这些座位；乘务员推说雪太大，必须换有滑雪板的马车，这就没法反对了。我们只得带着孩子和行李，在黑夜中踩着潮湿的雪地开始换车。到了下一站又是这个样子，乘务员甚至不再花力气解释换车的原因。这样走了一半路，他又向我们十分简单地宣称：只能给我们五个座位。

“怎么五个？这是我的票。”

“没有座位了。”

我开始争论；驿站的窗啪的一声开了，一个留胡子的白发脑袋伸出窗口，粗暴地问争吵什么。乘务员说，我要七个座位，可是他只有五个。我接着道，我有车票，还有付了七个座位的钱的收据。那个脑袋没有理睬我，只是用俄国和德国式军人粗鲁而嘶哑的口气对乘务员说道：

“得啦，这位先生既然不愿要五个座位，那就把他的行李丢下车，让他在这儿等有七个空位子的驿车吧。”

说完这话，那位被乘务员称作“少校先生”姓什韦林的尊敬的站长，便啪的一声关上了窗。我们作为俄国人考虑了这情况，决定立即动身；可是本文努托·切利尼5作为意大利人，遇到类似情况非立刻掏出手枪把站长打死不可。

我旁边那位经狄芬巴赫动过整形手术的旅伴这时在酒店中，等他爬上车子，我们便动身了，我向他讲了这件事。他刚喝过酒，因此心情很舒畅，对我采取了十分同情的态度，要我到了柏林写信给他。

“您是管驿站的官员？”我问他。

“不是，”他答道，鼻音更重了，“但这没关系……我……您知道……正如这儿的人说的，我是在中央警务部任职。”

这个发现对我说来比他那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更加讨厌。

在欧洲第一个听到我发表自由派观点的人竟是个暗探，可惜他不是最后一个。

……柏林，科隆，比利时——一切都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们对它们也心不在焉，我们急于赶路，最后终于到达了。

……我在莱茵旅馆打开了古老而笨重的大窗，迎面看到的便是一个大圆柱：

……一个铁铸的偶像，

戴着呢帽，两臂十字交叉，

脸色是那么阴沉。6

那么，我确实到了巴黎，这不是梦，是真的，瞧，这就是旺多姆圆柱与和平大道啊。

巴黎，它的意义对我说来也许不比莫斯科小。这个时刻正是我从小心驰神往的。我多么想看看巴黎市政厅，看看罗亚尔宫的富瓦咖啡馆7——当年，卡米尔·德穆兰便是在这儿摘了一片绿叶作帽徽，发出了号召：“向巴士底狱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