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第2/3页）

老头儿和英国人都哈哈大笑。又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先生，这是阿尔古伯爵5，他的鼻子已因《喧哗》和菲利蓬6的捉弄而永垂不朽（《喧哗》声称，他的女儿不敢出嫁，是怕把自己的大名写成：“姓某某，娘家姓阿尔古7”）。他参加了谈话，对老头子恭恭敬敬，却用有些惊异、甚至厌恶的目光看我；我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把革命口气又提高了四度。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花白头发的老人对我说，“像您这种思想方式的俄国人，我以前也遇到过。你们俄国人不是沙皇彻头彻尾的奴仆，便是（请恕我用这词）虚无主义者。正因为这样，你们离自由的日子还远着呢。”8

我们便这么各抒己见，谈论着政治问题。

船快到马赛时，大家开始忙于整理行李，我走近老人，给了他一张名片，我说，我们在海上的风浪中进行的争论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后果，这使我很高兴。老人非常亲切地与我道别，还顺便把共和派调侃了几句，说我终于可以走近一些看他们了，然后也把他的名片给了我。这是诺阿耶公爵9，波旁王室的亲族，亨利五世10的重要顾问之一。

这件事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讲它，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上层阶级的“公爵”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要是我们的枢密官或高等文官处在诺阿耶的位置，他一定会把我的话看作大逆不道，马上命令船长逮捕我。

1850年，一位俄国大臣11挈带家眷上了轮船，为了避免与凡夫俗子接触，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轿式马车。坐在卸下了马的马车中，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何况这是在海上，大人的玉体又比普通人大了一倍。

我们的大官僚目中无人，这根本并非出于贵族气质——贵族阶级早已蜕化变质。这是大公馆中身穿号衣、头上扑粉的仆役的情绪，他们一方面异乎寻常的卑贱，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的倨傲。贵族是人，而我们的大官僚是皇上的忠实奴才——完全没有个性；他们像保罗颁发的勋章上的题词：“我们无足轻重，一切都是在你的名义下取得的”12。我们的整个教育便归结为这一点：士兵认为只因为他挂着安娜十字勋章，才不应该用棍子打他；驿站长认为只因为他是官员，旅客的巴掌才不应贴近他的面颊；官员受到侮辱，便指指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或弗拉基米尔勋章，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我是为了我的职衔！”

在马赛下船后，我遇到一大队国民自卫军正把自由女神像运往市政厅，这是一个满头鬈发、戴弗里基亚帽13的女人。这千百个武装的市民一边走，一边高喊：“共和国万岁！”其中也有穿罩衫的工人，他们是2月2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当然我尾随在他们后面。队伍到了市政厅，将军、市长和临时政府特派员狄摩西尼·奥利维耶14出现在门口。奥利维耶不愧名为狄摩西尼，准备当众发表演说。人群包围了他，大家自然拼命向前挤。国民自卫军要群众后退，群众不听，这惹恼了这些武装的市民，他们从肩上取下枪，转过身子，开始用枪托打前排人的脚尖，于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公民被迫后退了……

这件事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风度，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新，在那里，个人的尊严和人身不可侵犯，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崇高感情，不仅搬运工人和马车夫这样，连伸手讨钱的乞丐也不例外。在罗马尼阿15，那种粗暴作风会招来二十把刀的攻击。但法国人后退了，大概他们已有过前车之鉴吧？

这意外事故使我很不痛快，而且回到旅馆，我又在报上读到了鲁昂事件16。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诺阿耶公爵是正确的？

但是一个人希望相信的时候，他的信念是不容易根除的，还没到阿维尼翁，我已忘记了马赛的枪托和鲁昂的刺刀。

在长途马车中，一个身材粗壮、道貌岸然的天主教神父与我们坐在一起，他正当中年，外表和蔼可亲。起先他为了装装样子，拿起了祈祷书，但过不多久便想打瞌睡了，只得把它放回口袋，开始与我娓娓而谈；他的话表现了波尔罗亚耳隐修院和索邦神学院17准确典雅的语言风格，引证丰富，妙趣横生，但又无伤大雅。

确实，只有法国人才能这么聊天。德国人只会谈情说爱、传播流言蜚语、说教和咒骂。英国人喜欢热闹的盛会，因为在那里可以不必谈话……人们没有活动的余地，大家挤来挤去，谁也不认识谁；如果是小型的集会，马上会响起嘈杂的音乐和走调的歌声，还有枯燥的牌局，弄得主人和客人哪怕想谈话也比登天还难，有时偶然走到一起，已气喘吁吁，活像拉着满载货物的驳船在纤道上逆水行走的、筋疲力尽的倒霉驮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