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3/10页）

天主教与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对它起了破坏作用：当波希米亚人没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时候，他们便没落了；在波兰人那儿，天主教促进了狂热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他们始终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世界中。如果他们不是处在耶稣会的直接影响下，他们就会为自己创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种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是弗隆斯基17的呓语，也是托维扬斯基18的震颤性谵妄症，可是它却把千百个波兰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凯维奇，弄得晕头转向。对拿破仑的崇拜，首先就来自这种疯狂状态。拿破仑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过；他不爱波兰，只爱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替他卖命的波兰人，这些人曾为他组成著名的骑兵部队，在索莫塞拉山口冲锋陷阵。1812年，拿破仑对纳博内19说：“我希望在波兰看到的是兵营，不是会场。不论在华沙还是在莫斯科，我同样不允许给鼓动家提供俱乐部。”可是波兰人却当他是上帝的军事使者，把他与毗湿奴20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我与密茨凯维奇的一位追随者走过旺多姆广场。到了纪念柱21旁边，波兰人便摘下了帽子。我心想：“难道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愚昧的行为，客气地问他，他为什么要脱下帽子？波兰人指指皇帝的铜像。既然它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怎么能指望人们不遭到压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凯维奇并不愉快，一种不幸的、阴郁的气氛，那种“上帝的惩罚”，笼罩在他的周围。他的妻子长时期处在精神错乱状态。托维扬斯基给她念咒语，似乎对她有所帮助，这使密茨凯维奇特别惊讶，然而症状并未减轻……他们的情形很糟。伟大的诗人最后几年的生活是悲惨的，只是在苟延残喘。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为他怀着一个荒谬的想法，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哥萨克军团——土耳其不准它用波兰的名义。死前他写了一首拉丁文颂诗，歌颂路易-拿破仑的光荣和伟大。22

这次参加报社工作失败以后，跟我来往的人更少了，只限于几个熟人，尽管由于新流亡者的到来，熟人多了一些。以前我有时上俱乐部走走，还参加过三四次宴会，那就是吃一点冷羊肉，喝几杯酸葡萄酒，一边听皮埃尔·勒鲁和老爷子卡贝23谈天，一边随着大家唱《马赛曲》。现在连这种活动我也腻烦了。我怀着深沉的悲痛注视着一切，我发现崩溃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国和欧洲在没落。从遥远的俄国看不到丝毫曙光，听不到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问候。没有人再给我写信，亲戚朋友的联系都中断了。俄国无声无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个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不动了。它那时跨进了这骇人的五年，直到现在24才随着尼古拉的入土摆脱了那苦难的岁月。

这五年对我说来也是一生中创巨痛深的阶段；我已没有太多宝贵的东西可以丧失，也没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抛弃了……

……霍乱在巴黎肆虐，沉闷的空气，没有阳光的酷暑，给一切罩上了一层阴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车绵延不断，争先恐后地驶向墓园——整个景象与政治形势那么吻合。

时疫的牺牲者到处都是。我的母亲与一位熟悉的夫人到圣克卢25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岁，回来后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亲劝她留下过夜。早上七时左右，仆人告诉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乱；我去看她，不觉吃了一惊，她与昨天相比已判若两人——她本来很漂亮，但现在脸上的肌肉全部萎缩了，干瘪了，眼眶下出现了黑影。我好不容易在医学院里找到雷耶26，把他请来。雷耶看了看病人，对我小声道：

“您自己明白，这时还能做什么。”他开了药方便走了。

病人把我叫去，问道：

“医生怎么说？他对您说过什么吧？”

“他叫我派人去取药。”

她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比她的脸更叫我吃惊：她变得那么瘦，只剩了一层皮，好像从躺下起她已大病了一个来月——用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眼睛注视着我，嗫嚅道：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他怎么说吧……我快死了吗？……您不怕我吧？”她又说。

这时我非常可怜她；她一定十分害怕，这不仅是对死亡的畏惧，也是对传染病会这么快消耗尽她的生命感到的惊恐。到早上她死了。

屠格涅夫正想离开巴黎，他租的房子已经到期，便到我家过夜。饭后，他说他感到闷得喘不出气，我说我早上洗过澡了，晚上他也去洗了个澡。回来后，他觉得不舒服，喝了一杯掺酒和糖的苏打水，便上床睡了。夜里他叫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