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4/10页）

“我没有指望了，”他对我说，“这是霍乱。”

他确实想呕吐，浑身抽搐；但幸好过了十天，他的病痊愈了。

我的母亲安葬了那位熟悉的夫人，便去了埃夫里市。屠格涅夫得病后，我把纳塔利娅和孩子们也送往那里，只留下我与他待在一起，等他病快好时，我也去了那儿。

6月12日27早上，萨佐诺夫到那儿找我。他非常兴奋，说群众运动即将爆发，成功是必然的，荣誉在等待着每一个参加的人，因此坚持要我去摘取桂冠。我对他说，他知道我对当前局势的观点，我觉得不是为了信仰，参加那些与我几乎毫无共同之点的人们的行动是愚蠢的。

兴高采烈的鼓动家听到这话，便说，当然，躲在家里写些怀疑主义的论文，既很舒服，又无危险，不如让别人在广场上保卫自由和各民族的团结，从事其他许多有益的活动。

有一种情绪毫无价值，然而它曾在过去和现在驱使许多人干下重大的错事，甚至犯罪，这时它也对我发生了作用。

“可是你怎么认为我不肯去呢？”

“我是从你的话中得出这结论的。”

“不对，我说这是愚蠢的，可我并没有说，我永远不会干愚蠢的事。”

“那好，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作风！好吧，不必浪费时间，我们这就去巴黎。今天晚上，德国人和其他流亡者要在九时集会，我们先找他们。”

“他们在哪里开会？”我在车上问他。

“在罗亚尔宫的兰勃林咖啡馆。”

这是第一件叫我吃惊的事。

“怎么在兰勃林咖啡馆？”

“革命者平常都在那儿集会。”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今天应该另找地方。”

“可是大家对那儿习惯了。”

“大概那儿的啤酒很香吧！”

在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革命老主顾一本正经地坐在十来张小桌子旁边，从宽边羔羊皮帽下，从鸭舌帽的小帽檐下，意味深长地、悲天悯人地望着周围。他们是革命的珀涅罗珀28的永恒的求婚者，一切政治示威中必然到场的人物，他们构成了革命的“场面”和“背景”，远看很可怕，像中国人拿来吓嘘英国人的纸糊的龙。

在社会变革和风云激荡的混乱时代，国家长期动荡不定，脱离了平常的轨道，该时便诞生了一代新的人物，他们可以称为革命的合唱队；这是从颤动的火山地带产生的、在动乱和一切工作中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从童年起就习惯了政治骚乱，爱上了它的戏剧性一面，它那种庄严而辉煌的景象。正如尼古拉认为步法操练是军事训练的主要方面，他们也认为，宴会、游行、示威、开会、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内容。

他们中间有正直的、勇敢的、真正忠诚的、准备在枪弹下壮烈牺牲的人，但是大部分却是鼠目寸光、毫无见识的空头革命家。实际上他们只是抱残守缺的保守分子，与一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革命只能停留在口头的纲领上，不会前进一步。

他们一生谈的无非是不多几个政治概念，应该说，他们知道的只是它们的辞藻方面，它们的神圣外衣，那些空洞的词汇，他们让它们像走马灯中轮番出现的小鸭子似的，一会儿跑进报纸的文章中，一会儿跑进酒会的演说或议会的发言中。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谈家以外，那些无人赏识的艺术家，生不逢时的文学家，读完了大学、没有拿到学位的大学生，揽接不到案子的律师，不会演戏的演员，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负远大但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汇集到了这伙人中间。在平时给群众充当领导的那种外在力量，到了动荡不定的时代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群众在没人做主的状况下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年轻的一代突然发现，在革命时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一举成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他们纷纷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学会了豪言壮语，却丧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馆和俱乐部的生活引人入胜，生动活泼，既可满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迟到，也不必花力气，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队有些像希腊悲剧的合唱队，可以分成两部分，如果用植物分类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称为隐花植物，另一部分称为显花植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永远从事隐蔽活动，不时更改住处和胡子的式样。他们秘密召集各种非常重要的会议，如果可能，总在夜间或某个不方便的地点举行。在公开场合遇到朋友，他们不爱点头，只是使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许多人不泄露自己的住址，不把出门的时间通知别人，也不说明要上哪儿；哪怕报上公开登载的消息，他们也要用暗号或者化学墨水传递。